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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结束语(5)

    二十一、结束语(5)
    八月,武冈之役,清军大破吴军,吴国贵中炮死。
    十一月,清军四路取四川。1680十九年二年正月,清将赵良栋取成都、王进宝大战保宁,吴将王屏藩兵败自缢,吴之茂被俘,后送京师处死。
    三月,辰州之役,吴军败逃,胡国柱、吴应期败走贵阳。清军占领湖南全境。
    九月,清兵拟分三路进攻云贵。吴军不战而逃。清军占领贵州。1681二十年三年正月,清三路大军已有两路会于云南昆明城郊。
    二月,清军攻昆明,屯归化寺,屡败吴军。
    九月,三路大军会师昆明城下。
    十月,破昆明城。吴世璠、郭壮图皆自刎死。夏国相、马宝等先后降清,方光琛及其子被俘。周政权灭亡。
    十二月,定“逆案”,靖南王耿精忠、平南亲王尚之信及夏国相、马宝、方光琛、王永清、江义、巴养元,张国柱、祖泽清等大批从叛将吏及其亲属皆被处死。王辅臣畏罪,于进京途中自杀。后记后记
    吴三桂是明清鼎革之际直至清初的一个关键人物。在鹿死谁手的紧要时刻,他倒向清朝一边,接引清兵入关,联合击败李自成农民军于山海关前石河战场。此后,屡击李自成,直至其败死而止。他王藩云贵,起兵发动政变,造成全国八年之乱。在明与清及大顺政权的角逐中,他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了重大作用。
    明清之际,矛盾纷出,问题错综复杂,迄今尚未完全认识清楚。而吴三桂集各种矛盾于一身,同明、清与农民军各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明,为明效忠;明亡,欲投农民军,中途而返;入清,则为清尽力,功高恩厚;宠极生骄,又反目为仇……他反复无常,有始而不能善终。他一生的经历,无不与明清之际诸问题交织在一起。弄清他的历史,亦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此即牵一发而动全身,唯吴氏能居于此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言而喻,研究吴氏的学术价值,正在于此。
    研究吴三桂,实非易事。一难史料搜集。记述他一生的史料,散见各处。既有明清官方正史,也有部分档案的原始记录,还有私人著述、时人闻见笔记、方志、谱牒、诗文等,在朝鲜李氏王朝实录及有关著述中,亦溶进了他的史实。显然,把所有他的史料集中起来,岂是一日之功!然而,他早期的活动,包括从出生到投身行伍、家庭状况等,可资证明的材料,微乎其微。因为他最终成了清朝的叛逆,有关他中后期的档案多被销毁,有些事实恐怕永远不会为人们所知了。此不足部分,已无法弥补。二难史料考辨。反映吴三桂一生的历史,主要为清朝官方所记,其中漏载、隐瞒史实、记叙差误,在在皆有。私人著述、杂记等,史料来源多种,加之每人立场不同,政治观点各异,材料各取所需,错讹互见。因此,梳理事实,辨伪存真,无处不煞费苦心,仍不能事事皆清。举凡个人能力所及,一则广泛罗致史料,一则对其中难点,逐个考辨,书于页下注中。正确与否,还待史家验证。三难是非评断。吴三桂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人物。由于他所起的特殊作用,二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痛骂,迄今未见多大改变。似已“定论”,此又难在判是非,而对似是而非的问题,尤难作出准确的结论。
    有此“三难”,常使我驻足不前,徘徊莫定。当我循着吴三桂的人生之路,来书写他的历史时,才感到“吴三桂问题”确属一枚坚果,不易啃得动,硬是坚持下来,颇似生吞活剥。总的指导思想和观点,已在书中作了表述。这里,还想强调的是,我既不按已框定的“汉奸”的模式去写他,也不存有为其翻案的定见,重新“塑造”他的新形象。恰恰相反,我完全是把他当作一个“陌生人”,开始去了解他,认识他,并把他置于当时历史条件和背景下,去分析他。对于他的已知的事实,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功过是非,善恶美丑,秉笔直书。一句话,我把他看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再现他当年的真实面貌。
    书中其他有关问题,也须作一交代。时间表示法,一律采用朝代纪年,折成公历,注明在括号内,其月、日为与朝代纪年一致,则取农历。书中涉及地名很多,一律采用当时名称,在括号内注明现今地名。但有些地名过于生僻,在现今地图上找不到它们的具体位置,只能沿用原称,有的则注明大致方位。其中,张冠李戴情况必不可免,尚待识者予以纠正。行文中,凡引用的话,基本原文照录,以存其真;有的为方便,稍加翻译,成浅近文言。
    《吴三桂大传》得以完成,实赖学术界诸师友热情鼓励和鼎力相助。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孙文良先生是我的授业之师。先生以其所学,悉数教我,迄今垂二十余载。本书从框架构思,到具体学术观点,皆得先生教诲。又承先生大助,于忙中代写前言,激励后学,溢于字里行间!老前辈王钟翰教授为本书题签,尤感殊荣。我怀着深深的敬意,还要向以下诸师友表达感谢:
    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郑川水、讲师冯集昌代为绘制地图,实属宝贵。还有,东北师大明清史研究所教授薛虹、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吴枫、吉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孟昭信、光明日报理论部副主任、副编审肖黎、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关嘉录、副研究员张玉兴等师友,都给予热情鼓励和实际帮助。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研林世慧与黄松筠同志,为本书的撰写做了不少服务工作,还代为选择了有价值的外文资料;吉林省民族研究所那炎同志誊正全书,不舍昼夜,宣力尤多。
    我还要特别感谢日本关西大学教授松浦章先生,屡次无偿提供日文资料,铭刻不忘;日本东北学院大学教授细谷良夫先生多次热情关注,给作者以鼓励,并提出颇有见地的学术观点,足资参考和借鉴。
    限于学识浅陋,缺点或错误难免,有待读者批评指正。
    李治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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