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大陆带去财富知多少

    据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国民党中央银行时，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美钞荡然无存。这些钱运到哪里去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部分被蒋介石分存国外；大部分已运到了台湾。到底有多少？对台湾经济发展有多大影响，至今仍是一个谜。
    1．黄金大转移
    1948年冬，“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打响，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深知此次会战事关“党国存亡”，因此，调集精锐兵团约70万人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以期能守住“首都”南京的北大门。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国军”被一一吃掉，蒋介石心知大势已去。东北已经丢了，华北迟早要丢，华东眼看没了，华中靠不住，西南至多挣扎一段时间。惟一的退路只能是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岛可权作“死有葬身”之地。后来的形势“不幸”被蒋介石猜中了。经过大陆、海南岛及沿大陆海岸诸岛的丢失，蒋介石只得带着残兵败将近150万人涌进孤岛。
    15O多万吃“皇粮”的人口突然涌入，对于当时只有600多万人口的台湾无疑增加了繁重的经济负担。那时的台湾经济在日本占据时代“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引导下呈畸形发展，大陆内战时期，国民党在台统治恶劣、腐败，台湾的经济并没有得到恢复，相反地，主要经济指数还呈下降趋势，如1949年台湾的大米产量仅为125．1万吨，食糖仅为64．7万吨。人口的激增使得财政赤字扩大，通货膨胀严重，批发物价在1949~1950年一年间陡涨4倍，外汇枯竭，而且还负有1050万美元的外债，……然而，在这种经济背景下，蒋介石政权居然挺过来了，而且还使台湾创造出令世人公认的经济增长“奇迹”，在1975年蒋介石去世时，台湾的外汇储备就达到了450亿美元，全省“国民总产值”达510亿美元，这一切其实都有着较深的基础和背景。
    首先是发展基金问题。“徐蚌会战”尚未结束，华北局势已经吃紧，共产党的势力咄咄逼人，桂系巨头互唱互和，大演“逼宫”双簧戏，美国人已开始谋划以李代蒋的“换马”政策，……一切都对蒋介石不利。蒋介石以其“精明”之道，在退守台湾前，玩起了“一箭三雕”的计谋，将国库中的黄金、美钞、银元偷偷地运到台湾，来个釜底抽薪，使李宗仁的代总统“总而不统”，无法控制国民政权的局面，而且没有与共产党“和谈”的本钱；丢给将来的毛泽东、共产党政权一个烂摊子，使其难以维持大局；并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看，使他们知道，中国非有蒋介石不可。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按照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惯例，失败者可以以“出国考察、休养”的名义出去避避风头。当李宗仁把这个想法告诉蒋介石时，遭到了蒋介石“追随总理革命多年”，“现在仍为国民党总裁”，“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一类的“严辞”拒绝。李宗仁只得同意蒋介石回浙江溪口老家休养。
    蒋介石回到故里后，并没有放弃对国民党军、政、财等大权的控制，在住所设立了7座电台，随意指挥，操纵党国各类事务，常常令李宗仁哭笑不得。
    1949年2月上旬的一天，曾任上海市市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时已去职在香港逗留的蒋介石的亲信俞鸿钧，突然接到蒋介石从溪口拍来的电报，要他想方设法将国库中的黄金提出来秘密送到台湾，并叮嘱再三，“千万要守秘密！”
    俞鸿钧接到蒋介石的密电之后，迅速与时任台湾省主席的蒋介石心腹陈诚取得联系，密商运送黄金事宜。经过蒋介石的秘密布置和调度，转移国库财产的工作开始。
    2月14日下午，一架由香港飞来的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此时上海进入临战状态，机场四周，宪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对往来旅客悉数搜查。当头戴一顶黑色礼帽，身穿一袭黑色风衣，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的俞鸿钧一出飞机弦梯口时，立即引起了宪兵们的警惕，他们把俞鸿钧引至候机室，进行了审问。俞鸿钧和颜悦色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但却拿不出任何证件和证明作说明，甚至身上连张名片都没有带，宪兵们哪里肯信，有的听了他的自我介绍，甚至在心里怀疑他是共产党的“探子”。百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向宪兵提出给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汤恩伯联系一下，在电话机旁守候了多时，终于和汤恩伯接上了话。汤恩伯立即派车到机场迎接。这时，宪兵们才知道他不是冒牌货，而是位大“长官”，立即向他道歉，请他海涵。俞鸿钧摆出长者风度，与宪兵们一一握手道别，嘉许了他们格尽职守的精神。
    俞鸿钧在汤恩伯的帮助下，撇开了当时的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刘泗业，直接与自己原来的旧属取得了联系，转达了蒋介石转运黄金的旨意。这批旧属获知老长官的来头和来意之后，立即采取各种方案，将藏在中央银行的黄金、外币、银元做了明细账，告知了俞鸿钧，并协商了安全、可靠的运出方法。
    安排妥当后，俞鸿钧立即找到汤恩伯，告知蒋介石一切安排停当，只等行动。蒋介石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曾是自己机要秘书、时任联勤总部财务署长的中将吴嵩庆，让他在上海秘密组织运送工作。并指令：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交由蒋介石掌握，吴嵩庆只对蒋个人负责，在上海运送过程中，不得有误。
    吴嵩庆接到命令后，立即与汤恩伯、俞鸿钧接洽，布置外运。吴嵩庆的私人秘书詹特芳负责向蒋介石报告外运的国库财产数目和外运详情。
    2月18日黄昏，一艘外表破旧的海军军舰接到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密令后，停泊到了上海外滩中央银行附近的码头旁边。中央银行附近的街道，宪兵队奉汤恩伯的命令，临时戒严，过往的行人、车辆必须绕道而行。是日午夜，在一片细雨蒙蒙中，一群由海军士兵化装而成的民工进人中央银行，不声不响地将一箱箱黄金运上了军舰。凌晨4时许，装运完毕，这艘军舰驶出吴淞口，以最快的速度向东南方向驶去。
    20日中午，这批黄金运抵台湾基隆港，台湾省主席陈诚亲自布置人马负责卸运、清点，将它贮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这日晚上，俞鸿钧接到陈诚从台湾打来的电报：货已收到。俞鸿钧放心地舒了口气，随即电告蒋介石。
    随后几天，还是这条军舰将中央银行的美钞、银元从上海运到了厦门，有的放置几天后才运到了基隆。在厦门，这批硬通货由蒋介石的亲信负责看管，最后一批银元运往台湾时，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押运。
    库存黄金运到台湾后，蒋介石看着清单，突然想起还有一箱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当即命令侍奉在自己身边的蒋经国迅速办理此事，将它运抵台湾。这箱珠宝多半系日军侵华期间，汉奸走狗们非法搜刮而来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返都南京，对汉奸们进行了逮捕、收审，没收其财产，珠宝落入蒋介石政权手中。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时，知道它的藏处，所以蒋介石让自己的儿子去办理这事感到放心、安全。蒋经国领命后，迅速潜入上海，然而很快其行踪和目的就让李宗仁的手下侦察得知了。李宗仁立刻下令中央信托局妥善保存，没有他的手谕，任何人都不得动用，并将保管这箱珠宝的人调到香港。
    蒋经国无功而返，就劝说蒋介石：“据所知道的情形，这一箱珠宝已经用了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美金，我们何必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蒋介石听了，非常生气，指责蒋经国道：“你懂什么，到了台湾，当军队粮切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蒋经国被斥责得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只得再作努力，但最终还是没有把珠宝取出来，蒋介石为此很不高兴。
    “无粮不聚兵”，蒋介石尽管已经“下野”，但却操纵着国民党的兵财大权。随着南京被人民解放军占领，战火燃至江南，此时国民党四分五裂，人心惶惶。没有硬通货压阵，金融秩序更加混乱，李宗仁只得抛洒金圆券抵挡，但无济于事，反而抱薪救火，加剧了通货膨胀。
    4月22日，也就是蒋介石偷运黄金到台湾的两个月之后，李宗仁飞到桂林，准备到广州找孙科协商政务，孙科致电给他，要李宗仁拿出钱来才能好办事。李宗仁苦笑之后，只得与蒋介石联系，索取运到台湾的国库黄金，并再次要蒋介石不要过问国事，早日出国。蒋介石对李宗仁的建议厌恶之至，致函何应钦，请他代转李宗仁，其中对黄金一事作这样的说明交待：“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至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问。一切出纳收支皆作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李宗仁在蒋介石那里碰了软钉子，仍不罢休，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直接致电陈诚，命令他与财政部配合，将运去的黄金送到广州，由政府支配。陈诚依蒋介石的指示，对此阳奉阴违。一会儿说风大浪高，航运不便，一会儿说即使运到大陆也不安全，敷衍了事。李宗仁催急了，陈诚干脆充耳不闻，置之不理。
    蒋介石退到台湾之前从大陆带去了多少美元、黄金、银元？据有关资料显示：“外币约合8000万美元，黄金92万两（其中属蒋介石私人贮藏的有2万余两），银元约3000万元。此外，此时的宋孔两大家族也偷偷地把他们在大陆搜刮的财富近20亿美金（80年代的价格）存入美国的花旗、大众银行。”
    蒋介石这些运往台湾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人民的血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推行所谓的“币制改革”，勒令国民交出私藏的黄金、美金、银元兑换成“金圆券”，不惜采取军事和特务手段强行索取、没收，不交的甚至被抓去坐牢、杀头。不少老百姓辛苦了一辈子、甚至是几辈子攒下的硬通货一夜之间变成了印有蒋介石头像的面值为50万、100万不等的纸币。而随着战局的紧张、银根的收缩，这些“金圆券”一夕之间狂跌几倍、几十倍，甚至千倍，老百姓欲哭无泪，这也是国民党政权不得人心，最终垮台的原因之一。
    蒋介石运往台湾的这笔钱财，在今天看来兴许不算大数目，但对当时台湾的750万人口，对当时的金、银、美钞的实际购买水平而言，却是一笔巨额财富。正是靠着它，蒋介石才稳定了台湾的金融，控制了物价的上涨，支付了150万文武职员的工资、军饷，一句话，稳了当时的军心、民心。当然，蒋介石把它的作用看得更大，认为这是“反攻复国”的资本。
    2．美元与侨资
    在20世纪中叶，台湾的经济能够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除了蒋介石从大陆带去的巨额财富外，还有另外两大重要来源，即美援和华侨捐款。
    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6月29日，美国第七舰队的6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驶人台湾，开始巡弋台湾海峡。美国政府视台湾为其全球战略，特别是太平洋战略体系中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军在朝鲜战场失败后，为了封锁和遏制中国大陆，建立起马尼拉——台北——东京——汉城的所谓“太平洋防御体系”。1965年到lpo3年，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台湾对美军的地位显得格外重要。从1950年到1973年的20多年时间里，美国提供给台湾的各种经济援助达20多亿美元。
    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共同安全法案”，向台湾当局提供大量“援助”，总称为“一般经济援助”，包括“军协援助”、“防卫支援”和“技术合作”，其目的在于帮助蒋介石和台湾当局稳定当时的台湾社会状况，因为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生产凋敝、物资蒉乏、物价飞涨”。由于当时蒋介石的台湾政权无力偿还，此种“援助”实为赠送。
    两年后，台湾经济在“美援”的帮助下，趋于稳定，转入恢复发展时期，“美援”的目的转向支持台湾经济自给自足，弥补财政赤字。美国国会修正了1951年的“共同安全法案”，规定，以剩余农产品售往台湾，收取台币，并将售得款项赠与台湾使用；拨款的一部分由台湾采购美国剩余农产品，在台销售后收取台币，再将它赠给或贷给台湾当局；美国向台湾提供剩余农产品，台湾可用台币购买，所得款项贷给或赠予台湾，依照美国政府指定的用途予以使用，不得另作他用。
    1957年开始，由于台湾的经济和货币的运行情况呈良性态势，“美援”转而扶植台湾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在“共同安全法案修正案”中增设“开发贷款基金”项目，把原用于防卫的援助转为发展各项工矿建设，并改为贷款方式处理，这种“开发贷款”一是为台湾经济由“进口”向“出口”作准备；二是为美国的私人资本进入台湾市场打下基础。这种贷款由于利率较低，偿还期较长，并没有给台湾的财政造成负担。
    1961年，美国对台援助由“一般经援”向“开发援助”转变，美国向台湾的贷款其条件、利率逐步按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进行运转。lop年5月，美国政府声明将在1965年6月终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计划，实质上，美国对台经援直到1968年才完全停止。
    “美援”加入到台湾经济运行过程中，稳定了50年代的台湾经济、社会秩序，1951年台湾的通货膨胀率由1950年的400％降至66％，1952年降至23％，1953年降至8．8％，1954年降至2．4％。“美援”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还平衡了台湾的外汇收支。
    蒋介石退守台湾岛后，打着“总理信徒”、“三民主义”、“中华民国”等旗号，加上当时许多海外华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了解、误解，所以不少人出于各种目的向蒋介石和台湾当局捐款献金，这笔数目在当时达近10亿美元。
    1958年到1962年间，台湾当局对原来的“进口替代”政策进行了调整、改革，先后颁布了“改进外汇贸易方案”、“外汇贸易管理办法”、“奖励投资条例”、“技术合作条例”等政策、法规，吸引华侨投资，外资企业进口自用机械设备、原料、半成品等可一律予以免税；合资企业开业后5年内可免除营业税、商品税及企业所得税，5年后的企业所得税仅征18％。1964年到1973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政策性调整，仅仅10年间，就吸收侨资10．25亿美元。
    华侨的捐款及投资对台湾在蒋介石时代的经济稳定和初步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