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这些年我涉足史丛，每有所得。但就在这些陈编中往往有令人百感丛生的往事，常常使我低徊久之。不免想起刘禹锡诗里的这两句。
    当年的京沪暴动案就是这样的往事。
    那是42年前，当光明与黑暗、新生与垂死正在剧烈搏战之际，南京与上海两地的民革地下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一起策划了这次暴动。如果暴动实现了，历史就会有一些新的情况。南京可能提前在1949年2月解放，上海的解放也许不是5月。那在溪口的蒋介石也许因措手不及不能从海上逃走……历史象这样发展当然是人们的心愿。然而世事难以予料，大功败于垂成之际。只因小小疏漏，致使敌人察觉，进程逆转。结果是京沪两地的参与者落入敌人魔掌，三位同志壮烈牺牲，血洒黄浦江畔。
    这，怎不使人惋惜！？
    星移斗转，春花秋月，40多年过去了，但时间不会淡化我们的记忆。当年参与暴动的幸存者至今犹存，他（她）们忆旧事，话往昔，谈及顺利处豪兴勃发，蹉跌处则感慨涕零，不能自已。
    年轻的一代，也许难以理解这些前辈的情怀，但生当同世的笔者却深受感染，犹记1948～1949这两年，我为职业所驱（记者），风尘仆仆于京沪道上。目睹国民党政权末日之种种丑态：“国大代”静坐示威，抬棺请愿；副总统竞选明争暗斗，大打出手；金圆券发行，巧取豪夺，一夜间把人民手中仅有的一点黄金外币抢掠殆尽，以后又形成抢购狂潮，公务员请愿，“军官总”哭陵……种种切切，每使我扼腕叹息：长夜漫漫，何时达旦，然而，就在这浓重黑暗的时刻，京沪两地，地火运行，许多革命先行者却在敌人的心脏里，默默地进行着惊天动地之举，我却并无所知。
    50年代初，我有幸接触许多前辈。如民革的中委许闻天先生，1949年4月10日曾因“孙文主义同盟”案，被军统逮捕，当夜押解问罪，被关进毛森所控制的军统监狱。后因许先生是立法委员，在立法院的严厉质询下，行政院长何应钦，只好电令汤恩伯释放。（注）许先生对“京沪暴动案”知之甚详。我从许先生处了解京沪暴动案的经过。当时我深为王葆真先生以七旬高龄，经受酷刑而坚贞不屈，以及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三烈士死事之壮烈所感动。我曾葫发过访问当事人，钩稽史实，成书而传世的愿望。但以后数十年，运动频仍，世事乖张，自己不遑守处。而且当时这些史料该说是烫手的，作者与出版者都无从接触——
    注：孙文主义同盟案的其他盟员，如陈惕庐，1949年5月杀害于上海，朱大同杀害于无锡。
    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驱散人们心中的乌云，党的实事求是的政策深入人心。京沪暴动案的题材重新在我的脑际出现。我蕴酿着‘注意着收集材料，但还缺少一个触发点，我1990年，我从浙江回南京，路经上海。巧与当年参与京沪暴动的梁佐华老先生邂逅，他历述当年惊心动魄的斗争事迹，提供材料，并告知王葆真先生的女公子王振琳的通讯处。由此，我开始更大范围地收集、采访、核对史料。这几年中，我通信联系与面访的有孟士衡烈士的夫人秦秀卿，胡勤业的公子，曾与孟士衡、马骏名一起战斗的王留一先生，当年掌握数千军警的南京北区警察局局长兼卫戍总部北区指挥官的刘海亭，特别是从上海死牢中生还的夏琫瑛老人，她为我详细讲述从被捕到生还的全部经过，并阐明这些事迹对年轻一代的教育意义。
    全书的轮廓已经形成，触发点不期而至。这样我终于不揣谫陋，写成本书，以此奉献给死难的烈士以及健在的革命前辈。
    在成书过程中，众多前辈和热心人对我的帮助，在此我要致以深深的谢意。
    李伟
    199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