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主席的生日。这天,我们这一批知识青年,在锣鼓声和家长的嘱咐声中,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我们坐上汽车,以红旗、锣鼓开道,在市区周游一圈,然后离开了西安。我既没有欢乐,也没有苦恼,坐在汽车上,心里的感觉就像往常乘公共汽车一样,一味看着街道上的人们,似乎并不知发生了什么。汽车一出西安,大家都安静下来。热闹的大城市迅速远去,平时很难见到的田野、村落扑面而来。想象着今后无法预测的生活,想象着我们将去插队的乾县,我的心情不免有些惆怅。我悄然向张艺谋望去,他一脸深沉。到了我们插队的那个公社,已经是中午。照例有来欢迎的人群。这个公社叫杨汉公社,距乾县县城二十里路。我们学校分到这个公社的有一百多个知青。我和张艺谋、刘全、李广平四个人是事先约好一块下乡的,一同被分到北倪大队。我们大队距公社七八里路。来到队上天已近黄昏,大队部的门口聚集着各生产小队的队长和前来看热闹的孩子们。大队干部致了简短的欢迎词后就让各生产队长出来挑人。我们大队有七个小队,各生产小队长的热情似乎比大队干部低多了,他们对身体瘦弱的,个子矮小的都不屑一顾。一个小队长把张艺谋和另外一个高个子女同学挑上了,我却被晾在一边,心里委屈得直想哭,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还是张艺谋胆大,他站起来,指着刘全、李广平和我说:“我们四个一组,要去一块去,不能分开。”这个小队长把我们四个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摇摇头走了。挑来挑去,有的嫌我们人数多,有的嫌我们体力不强,最后我们被派到全大队最穷最缺劳力的一个小队。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很高兴,大家总算没被拆散。
来到生产小队,队长把我们几个带到了饲养室,那里已经有许多人在观望,男人们是来看新来的人身体怎样,是否是些好劳力;女人们则是看新鲜,看新奇;小孩子们当然是凑热闹瞎起哄了。看我们进了屋子,大人们不好意思站在那里呆看,只是装做有事,或找人,或办事,进进出出。小孩子们挤在门口不眨眼地往里看,比比画画地议论。时不时的把一个小孩硬推进来,这小孩慌忙地往外逃,其他孩子哄哄乱笑。也有几个胆大懂事的孩子,居然平平稳稳地走上前来,叫我和李广平“学生姨”,叫张艺谋和刘全“学生叔”,还老练地问寒问暖,使我们觉得又有趣,又好笑。我当时只有十七岁,以往在西安小孩们都叫我大姐姐,第一次听别人叫我“姨”,很不好意思。
队上让我们几个人就住在饲养室的院子里,这个饲养大院座落在村外,离村头最近的社员家还有好长一段路。事实上我们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集体。
我和李广平住的那间房子小得古怪,大约只有五平方米,真是一间屋子半间炕。除了两米见方的土炕外,剩下的地方,从炕边一步就能迈到门槛上。我们俩一人带一只箱子,我的箱子大,放在下面,李广平的箱子小,摞在上面。脸盆等洗漱用具,只能放在地上,用完就马上靠立在墙根,不然房子里连脚都插不进来。房门后边有个像一块砖头大小的佛龛洞,大概是预备放煤油灯的。我们因地制宜,把牙刷、牙缸和肥皂盒放在里面,还挺合适的。我们又在墙上钉了两颗钉子,系上一根绳子,上面搭上毛巾、手绢。等一切收拾好以后,我们惊奇地发现,如果谁再多带一件东西,就不知该放在哪里了。
相比之下,张艺谋、刘全他们住的窑洞就宽敞多了,大约有我们房子三四个大。乾县是平原,这里的窑洞和陕北的窑洞不一样,不是依山挖成的,而是用土坯在平地上固起来的。这窑洞原来准备做队上的仓库,我们来了,临时腾出来住人。他们搭的是木板床,那木板有两寸多厚,结实极了。开始我们很羡慕,后来一打听,这木板原来是借别人家作寿材的板子,就再没有提这件事。
我们刚下乡不久就下了一场大雪。这场雪给我们寂寞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农村的雪景比城市的好看多了,衔天接地,白茫茫一片,一连好多天都是那样洁白、干净。为这雪,我们好一阵激动,为它的气势、它的洁白所倾倒。
那场大雪的第三天,我们四人为赶回西安过元旦冒雪往县城走。看看前后左右的洁白世界,一切烦恼都没有了,心胸豁然开阔起来,一种豪迈之情油然从心中荡起,真想张口甩出一串美妙的诗句,无奈不知怎样抒发,于是只能直拧着脖子向天大喊。
下乡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无论和哪一种生活相比,它总是诚实地展现着自己本来的面目。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既不像“文化革命”中宣传的那样富有诗情画意,也不像后来有些知青描写的那样凄凄惨惨。就我而言,我觉得,只是换了一种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比起原来的生活方式来,有得也有失。而这些得到的和失去的,都是在真实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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