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西行阿里》序格勒
不知是哪位作家说过：“我们在和一位作家谈过一次后或看见过他的面目后，再去读他的著作，必会觉到更多的领略。”我与马丽华认识已久，去年七月至九月，又同行阿里考察，同去瑞士出席国际学术会……大概由于这些原因，我读了她的新作《西行阿里》，印象很深，感受很多，不妨在此借题发挥，粗谈几点体会。
《西行阿里》虽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其意义和价值显然已超出文学的范畴。这要归功于作者近年来对人类学的关注。至少从《藏北游历》起，我感到马丽华的作品已经开始向着人类文化的反思伸探。其突出特点是借助于对地域特色、风土人情、历史典故、神话传说、自然风光等的精心描写，执拗地追求一种特定文化价值的参照，从中探溯藏民族文化的内涵、价值及其对于当代人类的意义。《西行阿里》继续坚持了这个“已确定的思路和动机”，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还格外感到了我已描述的该地的自然、历史、民族、宗教所具有的弓卜意义。作为当代世界的一个参照，可能会提供一个思索的契机；作为有关未来的终极思考的观照，也许不无意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丽华的作品在文学与人类学两座高耸的悬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并将她个体心灵的深入对应于西藏古老文化心理的剖露与反思，从而引起国内外一些人类学和藏学专家们的共鸣，在瑞士苏黎世的“西藏——喜马拉雅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一些外国专家对外文版《藏北游历》爱不释手，赞不绝口，即是一例。
文学中的散文与诗、等似乎有所不同，它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出作者的主观意识以及有关民俗的、历史的、宗教的、哲学的、道德的价值思考。马丽华充分利用了散文的这个特声、，以她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第一手材料，和一颗对藏民族文化深深眷恋之心，努力向人们展示出一个远离近代文明，但又绚丽多姿的古老文化世界。在这个雪山环绕、历史久远、传说弥漫、古迹遍地的世界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超自然等错综复杂的关系，相互叠压、渗透、交错，构成多样、多重、多层的立体文化结构，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们一个多月的考察固然不能总揽其全貌，但《西行阿里》筚路蓝缕，功在开辟，第一次向人们较为全面地传达了“我们一代人对于这一陌生地区的发现和认识”。毫无疑问，作者这一开掘之举是成功的。
纵观古今中外，文学家关注人类社会文化者不在少数。因为文学原本就是人学。我国历史上的文学巨匠通古今之变，究一代兴亡者不乏其人。司马迁、范晔等就是典型代表。司马迁作《史记》的精神就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使《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我看来，一部关注社会历史文化的优秀文学作品，就像硕大的天幕中形成的一条闪闪烁烁的光带轨迹，引发出人们无穷的思考和多向的叩询，其意义和价值不亚于一部社会学或人类学的专著。恩格斯曾经说过，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超过了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的总和，可见该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西行阿里》虽不便与《史记》、《人间喜剧》等相提并论，但作者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高度来探究阿里文化，揭示藏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代文化变迁的努力值得充分肯定。如果说中国文学史上曾有过从事“学者散文”的作家，那么称马丽华为“人类学散文作家”也许确当。如果说《追你到高原》（散文集）、《我的太阳》（诗集）是马丽华接触人类学之前的自我情感世界的抒发，那么《藏北游历》、《西行阿西》应该是她努力把个人的情感融注于西藏文化反思中的结晶。很显然这中间马丽华的感受世界出现了一个新的腾跃。文化人类学视角的确立对这一飞跃无疑产生了较大影响。
近三十年来，藏族的历史文化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和关注，国际上掀起了“藏学热”。研究藏族的论著如雨后春笋，盈千累万，可谓硕果累累。其中有关来藏探险游历之类的著作颇多，对读者影响甚广。笔者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在美国讲学时选读了桑得伯克（GrahamSamdberg）的《西藏的探险》和安德烈·吉包特（AndreGuibaut）的《西藏探险》等等。书中固然不乏成功者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和了解西藏提供了一些线索和资料，从中也可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但作为一个藏族读者，我对这些作者的民族自大心理和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不公正态度感到难以接受。他们总是带着一副优等人的有色眼镜观察我们藏族的风土人情，在他们带有偏见的笔下藏族文化除了离奇古怪，便是野蛮落后。对比之下，《西行阿里》虽出自于一位生长于黄海之滨的汉族作者之手，却无一丝一毫的民族偏见。相反作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当。代文化人类学界有关文化模式、思维方式并无高下优劣之分的观点”，认为“任何轻视和无视别一生存形态的思想都是愚蠢的五十步笑百步”。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为自己“可以在故乡人面前毫不自卑地称道自己为西藏人”，而感到自豪。这正是当代人类学家必备的基本态度。
在当代人类学家看来，世上的民族无论其大小、其生活方式如何，都有自己的文化，世界上没有无文化的民族。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各自适应生存环境的行为、观念、态度和生活方式。不同民族的文化存在差异，构成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因此世界各民族对人类文化都作出过各自的贡献。文化就本质上而言，并无高下、优劣之分。文明并非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民族的功劳，而是由许多民族共同创造。喝酥油茶与喝咖啡，吃生鱼片与吃生牛肉，吃糌把与吃大米……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差别仅在于习俗不同。所谓文明与野蛮都是相对而言。所谓文明人有时候很野蛮，而所谓野蛮人有时候倒很文明。当今世界所谓“西方文明”社会中野蛮的行为也处处可见。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丹麦、瑞士、芬兰、瑞典和美国是自杀率和凶杀率最高的国家。美国的酒精中毒率居世界首位。酗酒、吸毒、暴力等已成为美国社会的弊病。这些文明社会中的不文明行为在边远的民族和古老的社会中往往最少听到。我们去年西行阿里一个多月，发现生活在雪山草原中的人们不知吸毒、卖淫、自杀为何物。由此可见所谓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非为某一国家、某一种族或某一民族所特有；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都存在于相对之中。在印度教徒看来美国人吃牛肉的习惯既原始、又令人作呕。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牛是神圣的动物，不能屠宰为食。同样，其它民族的人在观察藏族的习俗和观念时，也觉得有些习俗稀奇古怪。但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对这些习俗和观念的差异必须客观地加以描述，并要求设身处地地研究这些问题，公正无私地进行考察。人类学的这种态度被称为文化相对论。这种态度鼓励人类相互理解。我非常赞赏德国著名人类学家利普斯（Julius·E·Lips）说过的一段话：“在我们的时代，人类学家应在自己的领域中为促使各个民族和文化之间更好地了解而工作。我们从原始人那里得来的遗产，是所有种族和民族所共有的。由人类学材料所揭示的所有民族的共性，最终将为世界大同的实现作出贡献。人类文化的最早发明和赐予者不能用肤色、民族或宗教来区分——他们是无名的。但他们献给人类的幸福，远比许多现代政治家为多，”他说他写《事物的起源》一书是为了“努力增加民族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合作。”为了这样的目的，人类学家就必须避免或克服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因为有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的人往往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习俗不假思索地视为理所当然，把别的民族文化习俗视若“野蛮”、“残酷”、“落后”等，其结果王方碍了正确理解其它民族的文化。这种态度在人类学界被称为“阻碍文化研究的态度”。《西行阿里》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作者具有十多年接受藏族文化熏染的独特背景。十多年来，作者怀着一颗虔诚的心灵，几乎走访了西藏的所有角落，并把自己的“事业与生活、乃至友谊和爱情都附丽于”这片土地。通过十多年的目光注视、双脚触及、心灵感知，她了解了这片土地，理解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从而“齐鲁之邦的我”变成了“西藏高原的我”，使她能够从主位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西藏文化。这就构成了《西行阿里》的重要特色，不但客观公正，而且通过歌颂藏民族的一些优秀文化来观照所谓“西方文明”的弊端，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近年来，国内藏学界似乎也有止个“阿里热”。据我所知，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以及记者、画家、摄影师等文化人都被“千山之巅、万水之源”的阿里高原诱惑得如痴如醉。因此，每当提起阿里的历史和文化，人们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感和神秘感。不约而同地把千里之外的阿里选作探险的目标，考察的园地。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闯入这片“未经现代文明完全染指的最后净土。”因为当今世界现代化的文化浪潮正在冲击着每一个角落，昔日让旅行家和探险家感到惊讶、困惑、陌生的古老文化正在发生变迁，正在纷纷消失。美国古印第安人的文化，现在只能在博物馆中或在电影电视中看到。当今世界，遥远的岛屿和深山老林、荒野大漠都阻挡不住现代工业文化、商业文化的冲击。同样，古老而灿烂的阿里文化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再也不可能隐藏于千年冰雪和云封雾锁之中。我们的阿里之行亲眼目睹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正在发生的文化变迁，虽然这种变化比内地仍显缓慢，但我们已经感到。在狮泉河镇这种感觉尤其强烈。无论是象雄文化还是古格文化在狮泉河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相反，商店、饭店、宾馆、机关、影院、商人……等等使我们感到整个狮泉河镇仿佛是近十年才突然降临的“移入文化”。它与藏东的康定，藏北的那曲，藏南的泽当，同属于现代都市文化的产物。难怪作家扎西达娃感到“阿里存在的不现实”，“奇怪土著阿里人跑到哪里去了”。在狮镇大街上商贩争先恐后的叫卖声中我们隐约看到了文化变迁引起的竞争、不安和紧张。阿里地区公路四通八达，公路沿线的农民牧民种植农作物、饲养牲畜不再仅供自己使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致力于赚钱的商品买卖；也不再追求自给自足，而是依赖市场上的购买。为此，他们也越来越重视货币的作用和资金的积累。普兰县科加村的巴桑家就是我们考察中最熟悉又是最典型的经商发家户。当巴桑在科加寺神圣的大殿里，加入祈祷的人群时，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手拿佛珠，身着红色喇嘛衣服，口中念念有词，并相信一切的利益都有限，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贪欲是邪念。但他回到家中后又是一个无情的商人。他认为在科加这样的农村，不经商就发不了财，要发财就要懂买卖，买卖人之间讲金钱，无人情可言。于是他变成了科加村里适应文化变迁的成功者。他的家首先拥有了汽车，以车代步使巴桑的买卖越做越大，走出了普兰，走出了阿里，跨过了国界。当然，他也没有忘记传统社会中舆论的力量，为了换取在科加社区内的声誉和威望，他将所获金钱的一部分捐赠给寺院；他自己也时常以每天仅一元钱的微薄工资为寺院服务，但无论如何巴桑已不是。恰守一日一餐、整日闭门修行、不闻不问窗外事的传统苦行僧人。商业化改变了他的价值观念，实利主义思想在他心中占据了地位。他甚至把生意经念到了我们的美国教授南希头上，以每顶三十元的高价把两顶手工制品的当地帽卖给了南希教授。他要价时那种镇定自若、脸不红心不跳的样子，令我吃惊。
科加村到普兰县城通了公路并有了汽车和拖拉机。科加人进县城的次数、人数增加了。很多人早上去下午归，于是到县城挣钱也成为科加生活中的一部分。一些年轻人被县城生活所吸引，干脆去城里追寻职业和金钱，住在旅店，吃在饭馆。他们从电视、广播、中外商人渠道了解到外面的世界，方知楼外有楼，天外有天。如果有一天，这类青年都迁居城里；如果有一天，科加的土地都用拖拉机播种收割；如果有一天，阿里人都坐汽车朝圣拜佛，用汽车拉羊毛和盐，那么今天《西行阿里》中描述的那一个个引人入胜的风土人情届时还能见到吗？这并非我游谈无根。当我们在科加村调查了解短短三十多年前这里存在的欧洲中世纪式的传统社会制度时，村里仅有少数人对此犹有记忆。大多数中青年农民对此已经淡漠，不少人甚至不知封建农奴制为何物。这使我想起一百一十多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撰写《古代社会》一书时曾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正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他的预言今天在美国已成现实。今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已成了我们了解昔日印第安部落民族的必读书。此时此刻人们多么希望多有几部像《古代社会》这样的书，但已后悔莫及。如果再过一百年后，凡对阿里的过去感兴趣的后辈们是否也会责怪我们为什么不多出几本像《西行阿里》这样的书呢？很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人们怀着开垦处女地的兴奋和记录正在一天天消失的文化之喜悦进入千里之外的阿里，其价值和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创作。今天的阿里是过去阿里的继续，不知过去的阿里焉知今日的阿里？未来的阿里是今天阿里的发展，不知今日之阿里又如何预计未来阿里的发展趋势？我们这一代人正肩负着复原过去的阿里和建设今日阿里的光辉使命，责无旁贷。
更何况，阿里不但以“世界屋脊之屋脊”著称于世，而且在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方面所具有的资料之丰富无与伦比，为其它藏区所不及。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其文化价值和意义也远远超出了阿里本地和藏族的范围。仅就现已发现的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就足以说明，早自中石器时代到以后漫长的文明历史进程中，我国北方草原乃至整个中亚草原乃至西方古埃及文明，南亚次大陆孕育出来的佛教思想意识以及古印度文明，均曾从四面八方如风一般吹进了阿里高原，在这里相互融合形成举世瞩目的民族文化合成，呈现出迷人的多元文化的多重性特点。迄今为止，阿里仍有许多没有完全解开的历史文化之谜。“象雄之谜”、“古格之谜”、“本教之谜”、“崖洞之谜”、“古城堡之谜”、“岩画之谜”、“神山圣湖之谜”……在千年的冈底斯雪山周围，在古老的象泉河、马泉河，孔雀河、狮泉河流域，究竟隐藏着多少人类文化的秘密？也许《西行阿里》能为之提供一些宝贵的线索和有益的启迪。
当代西藏青年作家兼人类学工作者马丽华的《西行阿里》，以她拿手的散文诗情之笔，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动人的阿里社会的文化风俗画，比较深刻地揭示了现代阿里生活的方方面面，书中既有形象生动的文学描写，再有富于哲理的议论，既有发前人难发之见的观想，又有知识性和趣味性，既有阿里不同地区的典型事例的介绍，又有面上的人类学理论上的概括和引述，是一部了解阿里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文化、风俗与人情等不可多得的佳作。特此我不揣冒昧作序，把此书推荐给国内外广大爱好人类学、文学及藏学的读者。
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于亚运村安苑北里一号楼
《灵魂像风》序
周星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上旬，我因应邀出席’93中国西藏雅着文化节，归途中在拉萨有幸再次见到了才华横溢的女作家马丽华女士。大概是由于我们在长谈中，有了许多共同感受，作家拿出她的新作，也就是读者眼前的这本《灵魂像风》，嘱我为它写篇序文。我一时踌躇，不知身为学者，如何才有资格去评判一部文学作品？好在作家颇为看重来自学者的观点，就像我们很高兴有作家关注学术的领域一样。
其实，藏民族出身的人类学家格勒博士，在为马丽华女士的另一部作品《西行阿里》所写的序中，对作家其人、其文、其学，已有了热情中肯的介绍。我很同意格勒博士的基本看法：马丽华女士的作品，其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文学，它确实已经延伸到我们所工作的人类学领域里来了。
我想，马丽华女士在这方面的成功，大概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们这位女作家始终是一住不知疲倦、行万里路、写一卷书的观察者、寻觅者和体验者，同时，她还是一位孜孜以求的思考者。
其次，作家的悟性，使她深切地理解了文学之作为人学和人类学之作为人类文化之学相互间的内在联系。
第三，作家通过她自身的不懈努力，已经初步具备了当代人类学家所应该具备的基本修养以及文化相对论的态度，也具备了人类学家从事田野工作时那种独特的洞察力。
女作家以她那支生花之笔，在这本《灵魂像风》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又一幅西藏乡间的生活场景；为我们介绍了一位又一位农民、牧人和宗教职业者的人生经历；并且带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与她共同领略了西藏那自然、历史与文化的独特魅力。
由于作家拥有了来自人类学的智慧，这就使她能够在较深的层面上，去发掘和认识她所观察或体验到的那许许多多的重要事实与现象。对查古村古老的农耕礼仪的探寻，对前佛教时代乡土神系统的追索，对克珠活佛戏剧性人生的多重剖析，还有对为大地聚脂的仪式、为人们转移灵魂的仪式，以及对“朝圣部落”的精彩记述，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为我们展现了西藏作为人类学园地的巨大前景、我相信，无论是职业人类学家，还是只具有初步的人类学知识背景的读者，都可以指望从马丽华女士的这部作品中，像我一样获致人类学方面的不少启迪。
也许在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们看来，学者们多少总会有些古板，过于理性而缺少些激情；而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通常也较少会想到，他们从文学作品中仍然可能汲取到思想的滋养。我以为，马丽华女士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能够成为沟通双方之间联系的一个范例。
因此，我想建议我们这些容易夸大激情之危险性的同道学者们，不妨先将我们一贯坚持的那些“原则”（有时候，我们信奉不疑的这些原则也可能滋生偏见）暂且搁置一边，没有先入之见地随作家去浏览，与作家一同去享受高原的阳光与空气，与作家一同去探寻雪域的神秘与俗凡，从中感受她作品中激情充溢的震撼。
据我所知，马丽华女士还是影视人类学的一位热心倡导者和积极的参与者。西藏国际文化影视公司拍摄制作的大型纪录片《西藏文化系列》，就是由马丽华参与策划的，她在其中还参与了编导及撰稿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灵魂像风》也可被看作是马丽华那次影视人类学实践的成果之一。因此，如果有可能的话，请读者将本书与《西藏文化系列》联系起来欣赏，一定会有更加生动和更加形象化的收获。《灵魂像风》虽是一部纪实性的以散文笔触串缀而成的游记，可把它当作一部内容丰富的人类学考察记，作者依然不会让我们失望。
我对西藏和藏民族的文化了解不深，但我对汉藏文化比较倒有一些兴趣，也多少形成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我欣赏《灵魂像风》，除了它的清新与激越之外，很高兴它还在很大程度上为我的看法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如果借用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博士的文化模式理论，在对汉藏文化进行过必要的梳理和比较之后，我倾向于将汉民族的文化模式理解为现世主义的，而将藏民族的文化模式理解为来世主义的。
文化模式的概念，主要是就某一族群中可以实证的文化风尚、个性、特质及其所反映的民族精神的趋向性而言的，在不同族群的文化之间，这种趋向性是不尽相同的。文化模式并不是把不同群族的文化予以有限类型的归类，进而将它们再相互对立起来。就是说，根据文化模式理论，对汉藏文化模式所作的上述梳理，只是一种相对性甚强的存在，不言而喻，就不同文化模式的终极价值而言，也是相对的，没有优劣高低之分，相互间不能替代。
把汉藏民族的文化模式，分别理解为现世主义的与来世主义的，这并不意味着在汉民族中就没有来世观念，或在藏民族中就没有现世生活；而只是因为对汉藏民族中的普通或传统人生的价值秩序与导向，的确可以大致有如此的归纳。在藏族社会中，今生现世当然也是重要的，但在相当程度上，它是一种为了来世的存在和过程。实际上，佛教在与本教的斗争中，也多少宽容地把现世的部分时空，留给了本教诸神。也许，我们可以从本、佛的消长互渗中，去进一步体会藏民族人生中现世与来世的关系。
由汉藏民族文化模式的相互对照，我们似乎可以大胆地进一步说，汉民族的传统人生相对地重视世俗与物质的追求，而藏民族的传统人生则相对地重视神圣与精神的追求。初步地明确汉藏文化模式的此种不同，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发现构成汉藏民族之间深层交流的某些障碍，对于汉藏民族在现代化的趋势下，所面临的不尽相同的文化涵化与变迁过程，我们也有可能由此获致较具深度的某些理解。我想还应补充的是，对汉藏文化模式的此种初步认识，还需要经过实证的田野研究，同时根据方法论的要求，还必须有若干必要的限定，例如应该历史地看待藏民族文化模式的形成，同时还应暂且忽视藏文化中不同地域性的意义等等。
在这本书中，读者可以为我找出许多支持我的上述看法的素材；我也知道，作家根据她亲身的采访和长期对藏地文化的钻研，在很大程度上得出了与我相似或接近的观点。
查古村的尊珠旺姆老人曾说过的那句俗话，即“一生的幸福也是幸福，一时的幸福也是幸福”；还有朝圣老人桑秋多吉的虔诚自白：早起到山上捡牛粪，够烧一天就行，余下的时间就应该磕头念佛，因为今生我们虽然有吃、有穿、有用，但死时带不走，只有求菩萨保佑才能升到极乐世界……所有这些，都的确可以反映出普通藏胞的典型性格及其人生态度，即心平气和，淡泊于现世人生。
直贡堤寺（属噶举派）为活人灵魂举行的“抛哇”即灵魂转移仪式，是在现世预支来世的一种宗教承诺。听听那个震撼我们心灵的“朝圣部落”的每一位成员的表白，无一不是为了来世。作家多次为我们讲述的那种苦修与自我幽闭的“人生风景”，不仅是由于对来世的恐惧，还由于对现世的厌倦与失望以及来世有美丽可以期待。渗透了宗教精神的人生哲学，视今生前世为不免罪孽，惟来世尚可指望；对今世的留恋，是一种足以影响到来生的危险，因此，人们可义无返顾地面对、甚至选择死亡。无常虚空、苦难沉重，现世人生通常得到的评价，尤其是来自藏传佛教的评价，总是消极的，甚至是终极否定的。藏文化模式的来世主义导向如此明确，以至于我们的作家不禁扼腕担心：要是来世确凿无疑地并不存在呢！我们这位汉族女作家甚至大胆地、：假如没有来世，现世不就亏了？
说到来世，就必须涉及到转世论与灵魂现。正像马丽华女士所说的那样，西藏人对于灵魂的安排，不仅成为一种思想方法，也构成了一种群体的生活方式。受作家的启发，我甚至想，从灵魂观与来世观的差异出发，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诸如汉民族的祖先崇拜何以远比藏民族发达；藏民族的亲族血缘观念以及姓氏与香火意识何以远较汉民族为淡漠；汉藏民族在家庭及家族结构方面何以士。此不同等等许多问题。因为在藏民族那里，父母只是我们的今世父母而已，灵魂在六道轮回中生生不息，可能有无数的人乃至动物做过我们的父母；我们也可能做过或将要做许多人们或动物的父母。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地体验到和理解上述那些不同，我们还必须对汉藏民族之间时间（历史）与空间（世界）观念的不同，予以充分的关注。要知道，汉藏民族的思维时空，常常并不在同一维度之上。
即使在“发展”成为世界性主题的今天，我们仍然不能试图以汉民族的现世主义，去评价或取代藏民族的来世主义。试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人口压力，哪一样不与我们急功近利的现世主义相关？没有来世对我们劝善戒恶，不也正是物欲横流淹没了精神的原因之一？想想看，如果我们连来世都不恐惧，那么，谁又能保证不会有那么一天，我们自己亲手在现世就毁灭了这个我们的子孙亦有权利享受的地球？何况，根据藏民族的观念，这个世界，是我们在来世仍然可能生存其上的所在。
不过，马丽华女士的忧虑也不是没有理由。虽然像来世主义者尚不能证明来世的真实存在一样，她也不能证明来世的虚妄。可有一点，作家也许是说对了：即使来世是存在的，现世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应该被看作是唯一的一次而加以珍惜。我想，我们在现世的生存，还有发展，如果不与来世相冲突，那该多好啊！
我相信，不仅是我，广大的读者也都可以从这本书中体会到作家的困惑。这是在浪漫主义与相对主义之后和之上的困惑。作家的一条文学及人生之路，确实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相对主义，再到这种高度困惑的过程；对她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从人类学的异文化理解的立场去予以解释。我认为，作家的这番经历，具有典型的象征性，对她所做的如下剖析，将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马丽华女士的浪漫主义时期，可以《迫你到高原》（散文集）和《我的太阳》（诗集）为代表作。作家自己也曾宣称“我们总那么浪漫主义”（《我的太阳·总是这草原》）。格勒博士说，这个时期是马丽华接触人类学之前的自我情感世界的抒发，我也颇有同感。不过，我还想说，这个时期在作家理解藏文化的认识史上也有重要意义，不妨把它看作是一个充满了浪漫情调，但又不乏“误读”的异文化认识阶段。
马丽华女士最初或许只是追求自己的人生、爱情以及梦幻，才奔上这雪域高原的，而不是基于一种要去了解异文化的理性动机。正像谢冕先生评价的那样，马丽华抵挡不住草原那种种神秘的诱惑，并终于体验到了死亡之际绝顶的激动与快感；当时她的作品，与其说是写世界，不如说是写自己。
但是，她在高原上与藏民族的人们和文化相遇了，她感受到了那许多种“距离”。文化反差与冲撞中的比较，使她进入了全新的境界。马丽华女士的作品，确实曾经给汉藏两种古老的文化，蒙上了浓浓的现代情调。应该说，距离不仅激发了作家的诗情，也将作家的异文化认识限定在浪漫主义的水平上。
浪漫的“误读”，就是一种将异文化加以理想化，把异文化想象得十分美好的态度，对异文化的浪漫的“误读”，以幻想式的抬高、赞美或欣赏异文化为基本特点；通常，也都内含着对于本文化的某些不满、反思或者批评。虽然通过浪漫的“误读”，人们有可能在本文化中，创新出不同的思想或样式；虽然浪漫的“误读”在人类异文化间的交流中，因其对人们的文化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刺激，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仍然不是人类学异文化理解时所追求的目标。
作家十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就是不断地深入西藏的自然、历史、社会与文化之中，不断地缩小“距离”，于是，她的异文化认识就迅速地升华到了相对主义的层面上。这个时期的作品以《藏北游历》和《西行阿里》为代表。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作家的个人情感，不再独立行空，而是被融合进了对于西藏文化的追寻之中。作家在主动接近藏文化的过程中，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藏民族的生存形态与文化创造，是值得尊重的；她避免了那种可能导致文化偏见的“本民族中心主义”态度。
与浪漫的“误读”一起，被文化人类学列为异文化研究或理解中的障碍的，还有“本民族中心主义”。本民族中心主义，简单说来，就是用本民族或本文化的标准，去判断和评价异文化时，最容易以自我为本位的态度。如果说浪漫的“误读”，以欣赏异文化为特点的话，“本民族中心主义”则是一种自我欣赏式的文化观。显然，这两种态度，都会导致我们异文化理解中的误解乃至于歪曲。
《灵魂像风》则大体上可以反映作家在浪漫主义与相对主义之后和之上的困惑。或许是由于作家的诗人气质和人类学教养，在《灵魂像风》中，马丽华女士仍没有放弃她的浪漫，却仍然坚持了文化相对主义，但她确乎陷入了一种严重的危机之中。作家以她独自的方式所达到的这种困惑，与人类学家的困惑位于同一高度。
作家意识到自己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时日已久，并力图寻找思想的出路。她自白说：以往的赞美过多，这使我于心不安；如今遗憾多于赞美，心里难过默默无言的时候多。看来，作家对自己过去基于浪漫的“误读”所做的赞美开始内省，同时，又不甘心做一位基于相对主义的异文化欣赏者。她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沿着从前的思路去行进了，她的审美目光开始发生变化，赞美也来得吝啬与迟疑；她甚至冒着可能被逐的风险，去坦诚而又不大合宜地表达自己的怀疑与忧虑。或许，她认为缺乏的正是一次现世人生的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吧，因为她不忍心再看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就为了一个无法验证的许诺，为了来世而放弃现世，以今生为全部代价。从作家的困惑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她对人的终极关心与深切同情。
但是，马丽华女士还是接受了那位美国妇人的批评。莎拉女士虽不是一位人类学家，却有着相对主义的文化观念，她在给作家的信中写道：“干预和帮助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方是否在寻求。”莎拉女士当然是对的。不过，我倒突然想到，相对主义文化观在莎拉女士那里，还与她的浪漫主义相联系，因为她有一个美国中产阶级水准的家，却要把她的心灵之家构筑在西藏；因为在西藏，她“什么也看不见，除了美丽”。
“文化相对主义”，是当代文化人类学家的职业信条之一。作为一种文化价值态度，相对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拥有价值的尊严，都具有不为其他文化所可替代的价值。显然，比起末民族中心主义来，文化相对主义要公正得多，它能成为人类学家，甚至为公众认可的信念，实在是当代地球村文明的一项财富。但是，如果相对主义走到了极端，也有可能在人类相互间的异文化理解中，构成新的障碍。文化相对主义如果只是一种价值态度，当然关系不大，但它若被视为一种学说、理论或人类学家追逐的目标，那么，文化相对主义所内含的反比较的命题，就会剥夺我们认识异文化的可能；既然一切文化都是绝对相对的，那人类学家又能做些什么呢？异文化间的理解又有什么可能与意义呢？
还有“发展”，这个我们当代世界压倒一切的主题。整个人类学，还没有为“发展”寻找到一条不与文化相对主义冲突的新出路。主张发展与进步的观念，多少局限了马丽华女士的文思。其实这也是我，还有许多人类学工作者的共同难题。在这里，作家的困惑，也是我们所经常碰到的。
当代人类学家，已经开始通过“指导变迁”去实现他们自己的抱负了，于是，“应用人类学”和“发展人类学”，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全。此，人类学仍然不敢承诺的是，“发展”绝不会给少数民族的文化，带来流失或冲击的痛苦。
无论如何，我与马丽华女士同样关心的是，藏民族的同胞们，有权利介入发展的世界大潮，也有权利分享主体社会乃至全人类的一切文化财富；同时，我们都不希望藏族人民创造的那种适应于大陆高极的独特文化，由于“发展”而丧失太多。于是，对于我们的作家来说，《灵魂像风》，就如同风一般的灵魂一样，有了一个结不住的尾；对于我来说，不知思想在困惑中的煎熬，还要多久才可望超脱？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写于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藏北游历》后记
马丽华
由于要出书的原因，我把这篇已发表于文学期刊的两年前完成的文稿重又增补润色一番，增加了那些曾出于某种考虑而删掉了的部分，补充了我所认为的非如此不能全面反映今日藏北的片断。改稿的过程，使我又进行了一番情感的游历。此刻，我正感觉到来自心底的隐隐的痛楚。当然，这只是一种感觉，我难以确切地表述这种痛楚的由来和内涵。
千丝万缕的藏北，剪不断，理还乱。
今天已进入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的中旬了，拉萨初冬的天空晴好又高远，阳光自大玻璃窗明亮地照射进来，房间里充溢着好闻的太阳的特有气味。我喜欢在暖洋洋的阳光中让思潮散谩地涌流或随意地静止。今天那曲的最低气温已达零下十五度，预报说有七至八级大风。是呵，那曲镇上的人们每年要烤八个月的牛粪人。
我的藏北不同于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藏北，不问于现实存在的藏北，不问于我之外的任何人记忆中或想象中的藏北，甚至，我笔下的藏北与我心中的藏北也并非同一事物。
而藏北之于我，也绝非一个牧区地名，一个地理概念，一群生活在那里的人，应该是一种意识和境界。我精神生命中的某些什么水水远远地留存在那个地方了。
我不主张对这个地方进行道德的评判和价值的评判，主要是不能够。藏北之行的见闻与感觉，都对我以往既成的观念进行了挑战——也许个体的观念体系本来就有懈可击——一个确切的情况是：由于我去过了藏北，两年多来我就习惯了不再与人发生观念之争。很简单，因为并没有属于个人的价值观念可言。这使我陷于两难之境。一方面，我是如此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当代文化人类学界有关文化模式、思维方式并无高下优劣之分的观点，认为任何轻视和无视别一生存形态的思想都是愚蠢的五十步笑百步；另一方面，作为本地社会生活的参与者，自以为对这个地方的社会发展进步尚且负有一定责任的作家，我的良心不允许自己津津乐道于基本生存线上下的自然状态的生活，我不能够心安理得地欣赏把玩那种愚钝和迷茫的目光。
我游荡于这两者之间，没能找到使二者结合的平衡点，时常提出一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见解。长时间的两难困境使我窘迫。
是很难作出评价，唯一的地球上有一个唯一的青藏高原，它的独一无二性，决定了它方方面面的无与伦比，既难效仿别处，也绝难为别处所仿效。
我甚至不能以批评的语气叙说哪怕我所认为的陈规陋习。那不仅是不明智的，也有失公允，主要是没有多少意义。我如实记录下来，人们自可分辨。
在最近的这一个国庆节里，我在天安门广场上碰见了两番路经嘎尔措乡都未见其人的乡党支部书记白玛。他作为全国劳动模范生平第一次进京。没想到我竟在最繁华的京都、最密集的人丛中与他交谈，并在东长安街辉煌街灯的背景前与他合影。这位身穿斜襟藏装的精干的藏北能人，在置身于同荒漠草原绝不相关的另一世界里，感受最深的是些什么呢？
白玛回答说，他从北京人的衣着和表情中看得出来，北京人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
藏北人习惯于首先从这方面看问题。
问起年终分配的情况，白玛说，去年嘎尔措乡人均年收入二千元；今年决算未毕，大约不会低于去年。问起这个全藏唯一坚持集体经营的乡，收入是否还保持在西藏的前列，他说不太清楚。
白玛注视着夜空中五彩缤纷明明灭灭的礼花，我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些什么。
把两年前所写的文稿拿来修改并非易事。因为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并没有深入多少。字里行问，我在每一足迹所到之处注目凝神，沉思默想，不免有动于中，感慨万千，许多一度疏远的重又亲近起来。
这篇文稿系多次游历的总汇，且经数次删改，时间的脉络越发不清晰了。我想这不太要紧。时间对于藏北来说无足轻重，今年与明年与去年与从前的岁月和未来的岁月大同小异。更何况我在那片荒无人迹的原野上也时常有时空不同步的感觉。
这篇游历中有意或顺便写了许多人物，他们现在大多仍在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的藏北打发着不轻松的日子。两年来我时常见到他们。我从心底感谢他们对于我在藏北生活与工作的照应和帮助。如果有可能，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这样一群藏北人：次仁玉珠、洛桑丹珍、杰巴、明加、加央……
人类曾经有过的哲学试图论证灵魂不朽，人类的全部神话固执于对死的否定。灵魂与物质的实在观念和现实世界无关，无论人类社会已进入怎样高级的阶段，人类的灵魂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人类有可能起源于此，人的灵魂应该以此为故乡，古往今来地与永恒不灭的大自然和谐共存。
透过藏北高原的空寂迷茫，怀着寻求灵魂故乡的心，终能从中领略它的壮美辉煌。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拉萨
《灵魂像风》后记
马丽华
完成这本书的初稿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而为这本书所做的准备工作却长达三年。本书大部分内容是在拍摄《西藏文化系列》过程中采访所得，所以本片和本书就如同孪生的姊妹；或更像藏传佛教和本土信仰中某些神佛的化身，面目各异而本质相同。操作上的区别是，前者为集体创作，后者是个体所为。
然而这本书分明又体现着众多人的关怀和参与。因之面对这些书稿此刻我急切想要表达的是涌自心底的感激之情。
感谢书中所涉及的从拉萨到山南各地、县、乡村的政府干部、学者专家、活佛僧人和普通百姓，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成全了我们的工作，人数和事迹之多无法在书中一一表现；摄制组的同事们与我甘苦相伴地走完艰苦的全程，由于本书侧重点的缘故，省略了这一过程。不能不提到的是，由于自治区领导机关在决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才有了拍摄此举；由于编导、摄像王怀信、孙亮的关键性介入，由于我的一些朋友特别的关切和协助，才使我们以影视手段反映藏文化的多年梦想成真。
感谢边多老师为我概述西藏人生；群佩老师带我切近地认识了查古村；廖东凡老师多年间以他丰富的积累给我以指点，使我常想到他差不多已是拉萨河谷的“农神”；格外感谢老友嘉措和德珍这对夫妻对我的密切帮助：嘉措陪我走过那么多地方完成了前期采点，德珍伴我完成了下乡拍摄的整个过程。后期制炸中则是新朋友旺堆次仁提供了艰深的翻译部分……不然我一个人能做什么。
感谢为我提供了电脑的郝建学先生，三年前他使我成为西藏第一位个人电脑拥有者。
作家出版社又一次支持了我，两年前他们出版了我的《西行阿里》。
周星作序，他归纳了我的努力和困惑。
虽然仅有感谢是不够的，但我还要说一句——
最深和最终的感谢，是献给西藏大地的。
一九九四年三月于北京
《走过西藏》一九九七年再版后记
马丽华
一
差不多三年前，当打算把已出版的三部长篇散文结集为《走过西藏》交作家出版社时，当时任该社常务副总编的秦文玉支持了这一想法。他说，它不会成为畅销书，但它会是常销书。
那时他是怕我心存奢望。我何尝不知，这类题材的边远，文化情景的隔膜，按以往的经验它很难进入大众社会。再者多年间的写作全无功利目的，既不为稻粱谋，也不想取悦谁，全凭了一片热爱，满心的喜欢和感动，出版的动机也就单纯。所以我附和说，仅仅是大学文化程度以上的小部分人会欣赏它吧。
所以我对当下它居然侧身于畅销书之列这一事实心情复杂，对于读者遍及各阶层各年龄段尤感意外。由此多少修正了对所谓畅销书的看法，对读者接受能力的估价。这一始料未及的功利获取，应该得之于西藏自身魅力之功，国内逐年升温的西藏热之利。但国人渴望认识我们的西藏，并由此推进了民族间文化间的了解和交流总是好的；我心目中的西藏由此广为人知并引起普遍的神往总是好的。
——痛失文玉兄两年多来，不曾为他写过片纸的哀悼文字，但心中感念常存。此刻面对这部一版再版的也是他所属于的西藏，我想他的天际之灵也一定欣悦——
并由本书获得“西藏的马丽华”这一殊荣——多年来以西藏人自诩，以这一地区的客座成员自诩，而今已被认可了吗？我多么珍视来自西藏内外的肯定和勉励。由文及人，人们所说的那个以生命写作的人，那个活成了一种象征的人，那个有勇有智的人，那个被人羡慕的过着那样一种生活方式——相当一批读者来信称羡这是一种壮丽的、坚强的、浪漫的人生——的人，确切地是那位写书人吗？记得桑吉扎西告诉我，一位女孩在随着滔滔人流涌进京城最繁华的商场时突然止步，因为她突然想到此刻在遥远的西藏，还有一个人在寂寞地跋涉；新近从冰天雪地的青藏线返藏，一到家就收到了一份礼物，广东旅游者名叫潘慧慈的，特意从香港买回的一个精致的淋浴器（供下乡之用），附信说，是不是南希的那一种？……
我向以为，作品和作者是两个概念，一如儿子之于母亲。虽有血脉的潜流相通，一旦脱胎而去，也就自成一世界，就独具了形体相貌和灵魂，人们可依据自家的修养和缘分与之交往，母亲则可被省略。
这种由文及人的错爱令我不安。虽然我仍珍视来自读者的祝福和加持，作为回报，我想此后我只能更加勇敢，努力智慧。
二
几年来我第一次通读检点了这本《走过西藏》，这可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沿着多年间的足迹心迹一路浏览，不免时常愕然，发现那曾被热心追索过的事物的陌生：有些已全然忘怀。有些章节使我心虚，汗颜，一目十行地掠过它，恨不能从未写过它。在某些情感兴趣上，已知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先前的自己。不是对其地其人其事的不肯定，是对彼时一己视角和着迷过的不再肯定——多年来久等不至的来自西藏的批评，也许就是留待自我进行否定和校正的。
过失难免，从前如此，今后也是。至今我仍在过程中。且不去作否定，那会使我的藏族兄弟伤心，也使读者评者无所适从。
这是一部民间的形而上的西藏。经过有意无意的筛选、剥离、取舍、强调，大约地显现出一个精神世界，一种价值取向，一缕我当年所神往的相异文化的光辉。被忽略的，被省弃的，是我所认为暗淡无光琐屑不堪的形而下部分，我不喜欢的部分。
这只是马丽华她自己的西藏。五十余万字没能全面概括的西藏，同时无能架构一个文化体系；诗化和美意构筑的感性世界，也使它的真实性多少被打了折扣——在中国，异文化进入者的边疆作品不约而同的困难所在。勇敢叛逆如张承志，说他写内蒙新疆时也不免遵循规避原则：过分的写真会侵犯人心，过分的善意会导致失真。我充分理解并赞同此说。假使这种令人心疼心碎的爱与善，造成了误导和误读，接近随俗媚俗，也许可以被谅解吧。
是彼时彼地的尽量忠实：对于人生情状的描写，对于一己感情的传达。这一忠实促使我时常突出规避铁围之外，难免触及敏感处，说出一些本不该由我说的话。例如在《灵魂像风》后半部，忍不住耐不住地写到对传统的宗教方式的看法：不赞同为了一个无人担保的来世作毕生等待；直言不讳地劝阻罗布桑布以朝圣为终生职业；情不自禁地提醒过有关“佛”这一概念：佛是圆满觉者，是智慧融通、能力超凡者，而终生无所事事的人，无所作为的人，无论他怎样善良苦修，他终不能成佛；最后我迹近无情地断言了那显而易见的风险：那根绳子的终端空无一物。
这是我的痛切所在。
三
起意结集在于曾经的“想要结束”。一九九三年底《灵魂像风》仓促罢笔，并留下了一个没结住的尾，结集自序由于即将的离去而黯然神伤。那之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不再舞文弄墨，一腔豪气顿失。离去之念的由来原因很多，直接的打击来自心脏——由于缺氧的高海拔山地的徒步翻越，心脏早搏一度达到每分钟数十次；另外，认识方面基本姿态尚不确定的转变，使我不知今后怎么看怎么写；再次是身历着一个小环境的非常时期，我总是在经历着西藏的同时也经历着自己。但即使个体生命蒙受着诚如百年雪灾的惨痛，在我一向所状写的大风景面前也微不足道，所以我从不言说。固然它会使我一度搁笔。
不过两年时间，情形改变。表现形式是调整后的重新进入。况且，一切不适症状如我所愿奇迹般地消失——只要生命允许，我将被注定在这须仰视才得见的高处，实践自己的许诺：终生面向优良境界，并为世界做这方面的代言人。
做西藏的歌者。
时问是最好的。在生活了二十年的已熟悉的这一地区，作为观察者和一定程度上的参与者，一直并继续跟了时间走，就看到了我所熟悉的人与事进行中的过程和结局——虽然远不是终极结局——哪一些不如人意，哪一些设想正在成为现实。去年有一天在藏北我见到一个人，那人已由安多的杰巴成为那曲的杰巴了。握手时有些沧桑感，说，十年不见，你可是见老啦！杰巴接上说，你还不是一样！
重新进入藏北的西藏的岁月，时间老迈而年轻，事倍功半的生存努力有了回报。
西藏的土地真好。它原生着山川草原森林和传统农作物，原生着虫草贝母红景天。现代科技稍一引进，在中部的宜农地区，近年间它又丰产了多穗玉米、谷物南美蕃、地膜西瓜和草莓；藏南一江两河流域的治理沙化、修渠引水、植树造林，藏北牧场的网围栏人工种草之类，这些人为的风景局部地改善了生态环境，提高了生存质量。这些信息来，自杨松领导的那项事业。杨松是《西行阿里》涉及的人物之一。他是那片古史之地上的现代人象征，在荒凉如月球的不毛之地营造了大片的太阳房，在荒僻的高原县城建起了超现实的光电站。现代神话的创造者，他躬身其中的事业总是体现着西藏这一地区新时代的曙光。如今一江两河综合开发工程已从农区出发，延伸到阿里、藏北、藏东三江流域。我们看到了新生之物的行进曼延。
西藏的人民真好。我们看到了一个群体的朝向文明进步的健康心态。多年来我频频到过那些地方，频频与笔下人物相会，不时结识新朋友。同是一个藏北，十年间山川风物依旧，思想面貌已非，使你已很难沉迷于正在消逝的往日风景和往日精神中。《藏北游历》中那个安多的杰巴，曾以破除迷信为己任，如今又在那曲率领全县牧民向贫困懒惰、向陈旧观念宣战。当年他告诉我，动员百姓挖虫草创收不遂，因为据说那是山神的肠子。而现在，挖‘虫草一项已成为那曲县副业收入的重要来源，连寺院僧人也乐此不疲。虽则这仅是二个侧面，不免令人联想藏北十年。我的心与笔就追随了他们，继续着我的藏北游历和走过西藏。
西藏的土地和人民真好。二十年间一再体味着这片高地施予我的宽阔宽厚宽容宽松，它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和文笔，我知道自己中庸豁达平和与泛爱的心境由何而来。
四
远行者，一个总是出远门的人，用了人生最美好的二十年时光奔波在高天阔地的山野间。是漂泊地，也是归宿地。五年前的藏东山地牧场，那个冬日的黎明，我们将要踏上归途。山野溟蒙中，牧民在冬窝子里为我们烧茶送别。铁皮炉里的牛粪火闪亮，映照着一张张如大地如岁月的脸庞。酥油茶的浓香溢满了小小的空间，这是前方漫漫长途的最后温热，如诗如画般铭刻在心底了。这诗画的最后一幕，是曙光微阑中，与那些一生可能仅谋一回面的牧民男女们互致祝福挥手告别的情形。
那一刻，我觉得生命中有些什么正离我而去，永远地融入了那片冻土地。
那时忽有拟歌的冲动，就草拟了一首从未交付曲作者的仿歌词。那是一九九一年岁末。
当满天星光黯淡的时候，
出远门的人已备好了行装；
熏黑的茶炊映照得红亮，
灶膛里牛粪火发出青莲之光。
再饮一碗浓香的茶吧，
远行的人就要告别家乡。
亲人，请为我祝福，
祝福平安吉祥。
当东方天际泛红的时候，
出远门的人已行走在山路上；
漂泊的心魂得到了保佑，
布风马在和风中轻轻摇荡。
回望我炊烟弥漫的村庄，
身后已是晨雾茫茫。
亲人，请为远行者祝福，
祝福平安吉祥。
一九九七年二月春节藏历年之际于拉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