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西南

    邓小平在西南
    作者：纪希晨
    在无限悲痛的哀乐声中，往事的回忆一幕幕从眼前掠过。
    1949年冬，我们山西《晋绥日报》的一批新闻骨干，奉命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
    “新华日报回来了”
    进军路上，11月23日，在湖南常德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邓小平同志将毛泽东主席题写的《新华日报》报头，交给筹办西南局机关报的同志，并指示我们随二野三兵团向重庆前进。
    11月30日重庆解放。由于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原《新华日报》于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限令停刊，所以，12月10日，西南《新华日报》一创刊，“新华日报回来了”的欢呼声立刻传遍山城。
    当时，我任《新华日报》城市组组长，曾在小平同志住处多次参加会议，聆听他的教诲，目睹他对一些大事的决策。
    12月底的一天，我按照通知，来到大溪别墅的一间小会议室。一进屋，心里一震，原来邓小平、张际春、陈锡联、阎红彦等七八位领导同志都坐在那里。
    这些从战火中走过来的将军们，如同仍在战地一样，穿着普通士兵的褪色黄军装，坐长条白木凳，围在一张没有油漆的长方木桌两边。我报告说，我是《新华日报》派来开会的。
    主持会议的小平同志，点点头，用手指着桌头的一个空位，让我坐在他的正照面。
    油盐柴米和第一架飞机
    这年，邓小平45岁。他推着光头，目光炯炯，安详地将双臂放在桌面上。
    邓小平说，我们的前线部队正在向昆明、成都前进，大的战斗不会再有了。我们应该立刻把领导精力转向城市，迅速恢复被破坏的城市生活。
    说到这里，他站起身来，举起双手扳着手指，述说着上海、北京、武汉等城市米、布、煤、油折实牌价的数字。接着，他说：“那么，我们重庆，加上运费，每个物价折实单位，应该有多少米、布、煤、油呢？我算了一下，应该是……”
    他问大家：“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看到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他说：“没有不同意见，这个问题就PASS（通过）！”
    小平同志用手指指我，说，你回去汇报，《新华日报》每天都要公布重庆的折实单位，让广大群众都知道油、盐、煤、米的牌价。
    小平同志日理万机，雷厉风行，敏锐地处理一个个紧迫的问题。
    这当儿，秘书进来，送给小平同志一个纸条。他看了看，高声地笑着说：
    “好了，好了，中央给我们送钱来了。从北京到重庆的第一架飞机，在白市驿机场降落了。”
    小平同志当即对在座的三兵团司令员、重庆市警备司令员、军管会主任陈锡联同志下达指示：
    “陈锡联！”
    “有！”陈锡联应声立正站起。
    “你马上派一个营的部队，押送钱款，向贵阳、昆明前进。今天下午6点出发，全部卡车都要架起机关枪！”
    陈锡联立刻到另一间房子里打电话。几分钟后，陈锡联回来了，他立正向邓小平报告：
    “你的命令已部署完毕。今天下午6点×师×营，从海棠溪出发，车上全部架着机关枪，向贵阳、昆明方向前进！”
    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好，坐下继续开会！”
    “我历来注意团结”
    小平同志在1989年11月20日二野战史座谈会上，谈到淮海战役中二野和三野联合作战时说：
    “团结很重要，我历来注意团结。我给上面写报告，始终是署名刘（伯承）、邓、陈（毅）；给部队发电报或命令，都是署刘陈，要注意内部团结，不要那个虚名。”
    在西南，小平同志是团结的榜样和模范。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在成都外围会师的一、二野战军消灭国民党军队30万人。为欢迎在成都指挥作战的贺龙司令员来重庆，连日来，西南党政军机关为胜利会师进行深入动员。刘邓首长高度评价南昌起义领导人贺龙的历史功绩，号召广大干部向贺龙学习。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1950年2月4日这天，刘邓等首长亲率着机关负责同志到重庆远郊迎接贺龙。第二天，还专门召开盛大的欢迎晚会。刘邓维护党的团结的高度原则精神，深深教育了广大干部。
    小平同志作为西南局的第一书记，对其他领导同志都非常尊重。他主持的会议充满和谐民主气氛。他心怀若谷，虚心听取意见，反复对比权衡，果断作出决策，从不突出个人。
    大事如此，小事也这样。一天，西南局召开干部大会。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都讲了话。他在审阅会议新闻稿时，对刘伯承、贺龙的话只作了少许修改，对自己的讲话却一笔划掉了，并把他第一个讲话人的名字，勾圈在刘、贺名字之后，新闻稿上只留了一句“邓小平也讲了话”。邓小平同志说，新闻要短些。我们几个讲的都是一个中心意思，何必要多写我呢？
    我想，正是这种海一般的宽阔胸怀，团结鼓舞千军万马共同战斗。
    邓小平同志热爱群众，热爱干部，在政治上严格要求同志。进入大城市以后，绝大多数同志都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传统，但是也有少数意志薄弱的人，正如刘邓在1950年1月一次通知中说的那样，“以为革命胜利了，该享福了，腐化起来……”
    有的同志，一进城就喜新厌旧，闹家庭“改组”。有位来自山东的女干部，得悉丈夫闹“改组”，马上背着孩子，跋涉数千里，从山东来到贵州，又转来重庆，向西南妇联控告这个干部。小平同志知道后，愤慨地批评这类错误，并提到共产主义道德高度教育广大干部。对8位在生活上犯有错误的干部，进行了严肃处理。
    “七一”前后，在纪念建党29周年的日子里，西南机关深入开展整风学习。邓小平在西南军区大操场举行的2万多人大会上讲话说，西南区的20万党员、60万解放军都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于那些由于胜利冲昏头脑，而迷失方向，产生蜕化思想的同志，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把他们从泥沼中解放出来。”
    5月16日，西南区召开新闻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指出：“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他鼓励说：“新华日报最近有进步。”在西南局关怀支持下，我们报纸对实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以及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通过典型，进行了批评，发挥了党报的战斗作用。
    建设新西南
    1950年元旦这天，刘伯承司令员在重庆庆祝西南解放大会上庄严宣告：解放西南的战役，已经在解放成都之后，基本上胜利地结束了。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建设人民的新西南。
    但是建设新西南应该从哪儿抓起呢？在千头万绪的紧迫事务里，哪一项是链子里的中心一环呢？
    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张际春、张子意等负责同志，连日在大溪别墅住地举行会议。
    春耕时节到了。为调动广大农民恢复生产的积极性，3月1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了西南减租暂行条例。它像春风吹绿大地一样，把幸福和希望播种到广大农民的心里。
    在城市，为恢复惨遭破坏的工商公用事业，银行4个月贷款344亿元，扶助濒临倒闭的公私企业。政府并以收购、订货、加工等方式，扶持公私企业。这一来，重庆的工商业逐渐得到恢复，市场也开始活跃起来。
    5月的一天，身兼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同志在住地召开会议，说，现在许多被破坏的工厂虽然开始恢复生产，经济生活和市场有了好转，但是尚未根本好转。我们还面临很大困难。我们只能集中力量办一两件事，绝不能百事俱兴。现在中央批准我们修成渝铁路了，这对西南和四川人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成渝铁路一开工，不但可以带动四川的经济建设，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四川人民渴望了40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小平同志眼睛里闪耀着快乐的光辉，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他望着李达、蔡树藩、孙志远、赵健民等同志，笑着说，人民解放军要由战斗队转化为工作队，修成渝铁路我们军队要打头阵。沿线还有小股土匪，军队一边修路，一边剿匪！
    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在军区大操场举行了。会场庄严而朴素。主席台的土墩上，竖立着几根竹竿，悬挂着一面面贺幛贺旗。一阵阵的礼炮声，激起军工战士们嘹亮的歌声。天下起雨来。周士第副司令员讲话后，邓小平政委讲话了。邓政委光着头，穿件士兵的白布衬衣，迎着飘来的雨点，用高亢热情的话语，鼓动大家去进行新的战斗。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进军西南，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而建设西南首先要从交通事业抓起。今天开工修筑铁路，是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为把事情办好，我们调出一部分军队参加修路，同志们是开路先锋！他号召大家，要学会修路技术，尊重技术人员，一定要把成渝铁路修好。
    顿时，口号声响震山城。军工战士列队出发了。这支英雄的钢铁队伍，一肩扛着步枪、机枪，一肩挑着扁担箩筐，唱着军歌，穿过市区向工地前进。千万居民涌上街头，含着眼泪，尽情地鼓掌、欢呼。
    经过两年日夜紧张施工，全长503公里的成渝铁路，于1952年7月1日正式通车了。邓小平同志当即挥毫为《新华日报》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我从重庆到成都沿途采访。当贺龙司令员出现在庆祝成渝铁路通车和宝成铁路开工的主席台上时，数十万人扬起鲜花、红旗的海洋里，久久响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
    1950年10月1日，邓小平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开国一年在西南》的短文，回顾总结一年工作。
    这一年，在西南消灭国民党军队、土匪200多万人。
    这一年，在刘、邓、贺指挥下，向和平解放西南进行了伟大的历史进军。
    这一年，涤荡污泥浊水，开创了西南人民的新世纪！
    小平同志的光辉业绩，永远令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