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兵农合一的强兵之策
李觏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巩固疆士，保护国民，康阜百姓，就必须具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由其“本末相权”的思想出发，提出了“明本治军”，“富国强兵”之策。李觏指出，军队建设是“国之大事”，这是人入共知之事。然而人们并不一定真正了解、认识兵的实质、职能、作用。所以李觏说：“天之制兵革，其有意乎？见其末者曰：为一人威天下，明其本者曰：为天下威一人。生民病伤，四海冤叫，汤、武之为臣，不得以其斧钺私于桀、纣。”李觏在对上述两种思想主张作了分析之后，肯定见其末者不可取，明其本者亦有所失，故应当本末兼顾，以本为先，先修其本。后行其末，不可遗末。李觏的“强兵之策”，“用兵之法”是“必修诸内而后行诸外。”具体办法则是“屯田之法”、“乡军之法”，即“兵农合一”之策。李觏说：故当今之虑，若兴屯田之利，以积谷于边，外足兵食，内免馈运，民以息肩，国以省费，既安既饱，以时训练，来则奋击，去则勿追，以逸待劳，以老其师，此策之上也。实行了屯田法，可使边邵之民，安其居，故其田，乐其业；边郡之兵，自禁旅之外，别置屯军；又使冗食、冗役者，移之边郡，从而使之“合而籍之”，隶属于屯田。这样不患无人劳作，农时投之耒耜，教之稼穑，不违农时，奖勤罚情，以集农功；又编之什伍，任命武官，赋予兵器，农暇之时，教之兵法，习之战斗，兴之武事。如此“食既足，兵既练，禁旅未动而屯军固已锐矣。以红腐之积，济虎貔之师，利则进战，否则坚守，国不知耗，民不知劳，而边将高枕矣。”以此良策，使民多而兵少，国富而兵强，内安而外固，所以李觏积极主张实行“屯田之法”。
与“屯田之法”紧密相关的是“屯军之耕”和“乡军之法”。李觏认为，不仅要在边郡实行“屯田之法”，以收兴武、固边。足民之利，而且要在全国实行“屯军之耕”，以收足食、足兵、富民之刊。他说：今天下公田，往往而是，籍没之产，未尝绝书。或为豪党占佃，或以裁价斥卖。公家之利，亦云薄矣。其势莫若置屯官而领之。举力田之士，以为之吏。招浮寄之人，以为之卒。立其家室，艺以桑麻。三时治田，一时讲事。男耕而后食，女蚕而后衣。撮粒不取于仓，寸帛不取于府。而带甲之壮，执兵之锐，出盈野、入盈诚矣，其所输粟又多于民，而亡养士之费，积之仓而已矣。此足食、足兵之良算也。李觏在主张实行“屯军之耕”的同时，还主张实行“乡军之法”，即根据《周礼*校壕徒》“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家出一人，比为伍，闾为两，族为卒，党为旅，州为师，乡为军”的规定，把天下万民组织起来，使之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忧，祝福共之。兀事时从事生产，闲暇教其习武，有事时共同出战，守战至死。“如此则乡军日强也。屯军以征戎，乡军以守备，郡国之势皆王之藩屏也。”就是说，实行了上述的屯田驻兵之策后，既加强了军队的建设，保障了边境的安全，又减轻了国家、人民的负担，省去了各种劳费、开支。这种富国、利民。养兵、强兵之法，实为上策。
在李觏的强兵之策中，不仅包括足食，足兵之义，而且包括教民习武之义。前者是对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思想的发展，后者是对孔子“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不教民而战，是谓弃之”思想的引申。
李觏强调教民而战，教民习武。李觏的这个思想，是从知识、道德等由见习而知，接习而得的认识论高度所阐发出来的。他认为，由于人的认识、知识，善德等是由于见习、接习而获得的，所以军队的战法、列阵、战技等也是由“素习”而来的。只有经常练兵，掌握战法，熟悉战技，才能在战争中打败敌人，取得胜利。相反，只在纸上谈兵，闭门议论，在战争中一定要吃败仗。李觏说：夫守国之备，不可以不素习也，不素习，则驱市人而战之未足为喻也。是故春教兵入乎列陈，如战之阵，辨鼓锋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夏教草止，如振旅之陈.辨号名之用，以辨军之夜事；秋教师出，如振旅之阵，辨旗物之用；至冬大阅，简军实焉。然而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无故而习，是习杀人也，非示天下不复同兵之意也。故因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而教焉。天下无事，则卒伍放于冗从，器械束于故府，学军旅者指为凶人。一方有警。则旦收而暮教之；暮教而旦发之，人情焉得不惊？战阵焉得不败？李觏以《周礼*大司马》的“中青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阅”为据，说明春，夏、秋、冬都应教民习武、练兵的道理。军队只有常备不懈，经常练习，不断操练，掌握战技，熟悉战阵，才能够在战争中克敌制胜。否则，以为天下太平，没有战事.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兵卒离去，一旦有急，便早召而暮教，暮教而旦发，人们没有思想准备，亦没有战争准备，更不熟悉战法，以这样的军队去打仗，还能不败！这种不教战而令民战。就等于叫人民去送死，“是谓弃之”，因此，李觏在说明“今之先务”的“十事”中，前两事就讲：“今若为广场于邑居之中，先取有勇力为众服者宠异之，使率其党以用暇习诸兵仗”，这是其一曰；其二曰“今若于材落之中，每十数甲为一教场，使其人员各以闲暇就便集之。既不妨农，且无所费。当户差役，勿复与免。或其有故，则许兄弟子递代，乃是一人在籍，数人习兵。”李觏的教民习武是以“兵农合一”，“亦农亦兵”的思想为前提的，其思想主旨是“爱民”、“济国”。
李觏主张兵农合一、亦农亦兵，并非为了穷兵黩武，扩充军队，发动战争，而是为了保卫同家，保护人民，因为他深知“兵衬，不祥之器，不得己而用之”的道理，所以他既反对为扩充军备而搜刮民财，又反对当权者凭一时之怨怒而发动战争。他说：兵盖不祥之器，学者未得其千一，而志意己壮。壮则思用，不用则聚而怨。怨则无不为，是有国者教之叛也。李觏认为，战争是凶险之器，不可随意发动战争，只有到了不得不用战争禁止暴行、解救万民于水人之时，才用战争解决问题，所以说“不得已而用之”。这个思想显然是对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下矣”思想的继承和发挥。自从老子提出“夫伟兵者，不祥之器”以后，中国历代兵家、道家、儒家等诸家学者论兵，大部持此论，反对战争，尤其反对侵略战争——不义之战，而主张“不以兵强天下”，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战争观点，策略思想，铸就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从不侵略别国的优秀品格和民族精神。
李觏反对战争，是反对不义之战，并不是取消军队。他认为，要进行正义战争，并取得胜利，不仅要习兵练武、富国强兵，而且还要加强军备建设，加强兵器的修造，制造精良的武器，以此装备军队，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保护自己。
否则，武器不精良，进攻时不能有力地出击敌人，防御时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只会误大事，招大祸。他说：兵矢者，军之神灵也。甲胄者，人之司命也。故一夫奋剑，则千人披靡。孟贲袒裼，则重子关弓能来之矣。然兵不利不若无兵之愈也。无兵则慎所击， 而远于败矣。甲不坚不若无甲之愈也。无甲则知所避，而免于死矣。有兵而不利，有甲而不坚，而假之以求胜，恃之以求生，则误大事、取大祸，莫斯之甚也。故《周官*考工》为器之法，天有时，地有气，村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凡器皆然，况于兵乎？没有坚甲利兵，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有兵而不利，不如无兵；有甲而不坚，不如无甲。因为无兵、无甲则知道防御。躲避敌人的袭击；有兵，有甲而不利、不坚，仅凭之以求胜，恃之以求生，结果是不堪一击，注定要误大事、取大祸的。因此，李觏把兵器视为“军之神灵”，“人之司命”，而加以高度重视。他主张对于万般兵器，诸如：弓矢、戈矛、剑戟、刀枪、甲胃等等，都要选取精良的材料，招集精工巧匠，按照严格的标准，制作最好的战守之具，将士运用这样的兵器去进行战斗，便可以征服敌人了。所以说：“愚以为天下造兵，宜专命守臣以莅之，总置使名以督之，工之选必难其人而进其食以优之，材之取必善其物而增其价以来之。取之肖地，来之有时，为之有法，日省之，月试之。善至多则赏，恶虽少而刑。上下检察，用为急务，其旧兵革，勿绝缮完，以备豫为政。则龙州。太阿下独称于古、而蛮夷猾夏有血刃之期矣。”李觏十分注意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抬高到“军之神灵”，“人之司命”的位置加以认以，并作为"强兵之策"加以论证。
在李觏的“强兵策”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把经济实力。政治权力，军事强力，武器装备等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从而阐发了他的“富国”。“强兵”之策，所以又说：“图国在忠。用忠在力，济力在权。力者，兵也，食也。权者，所以制兵食也。忠而无力，则忠非其忠；力而无权，则力非其力。忠非其忠，死无益也。力非其力，令不从也。”衡量一国家、军队是否强大，不能仅仅看一个方面，而要综合其经济，政治、军事，乃至于道德、法制等。李觏以秦国虽凭强大的军事力量战胜六国，似乎很强盛，然而由于其“为不义，陈胜、吴广岂尝据大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