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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庇尔格拉夫》

    作品中之一是一本新的诗集,《光与影》。如果我这部书是一部文艺批评,那它就有了颇大的漏洞,我几乎没有谈维克多·雨果先生的抒情作品;但是,我的任务不在评判他的著作,而在叙述。读者早应看出,我在书中不作一句欣赏赞扬之词。这是维克多·雨果先生创作生活的叙述,我应该对关于曾经引起争论,经过变故的作品特别说得详细。文艺活动上的变故多发生在剧场里;这里真正困难所在,也是维克多·雨果先生的评价争执最多的地方。作为抒情诗人,他是第一集短歌起便被群众接受了的;这种胜利每出一集扩大一次;《东方集》、《秋叶集》、《暮色之歌》、《内在声音》、《光与影》、《静观集》都曾有人寻过疵,但这样的人数甚微;其次,批评书的人总不及批评剧本的人力量大;他们没哨子,不能三四人个一声嘘啸划破满堂采声,骇退演员的勇气,破坏观众的情绪,毁坏剧本的面貌;他们无法在故事完结之前,逼人落下幕布;书尽管受攻击、反对、辱骂,依然存在着;恶意的读者不能阻挠善意的记者;激烈的批评常起宣传作用,书受到的攻击愈猛,再版却愈快。
    因此,关于《光与影》、《论莱茵河》等等我都没有什么东西好说。我现在一径就谈《庇尔格拉夫》。这《庇尔格拉夫》的演出是维克多·雨果先生戏剧便作生活的最后一个插曲。
    《庇尔格拉夫》于一八四二年十月写成。十一月二十日拿到法兰西戏院朗诵。这次作者对戏院只能表示感谢。全体演员,经理比洛茨,秘书佛德伊个个热心拥护,毫无二意;但是,在一部分观众中,作者遇着了巨大的抗拒。
    政治问题也夹杂在里面。我前面讲过,从专制传统和革命势力的妥协中产生出来的新兴王朝,在雨果看来,是合法王权过渡到人民主权的有效办法。在理论上他已经是共和主义者,但是他没有反对路易·菲力浦的实际理由。只消专制君主接受进步改革,他同意共和政体的延期实现。他甚至没有参加宪法所允许的反对党。下面的信是一八三三年七月写的,可以说明他当时的思想情况:
    “部长先生,
    我给你写信,不是为我本人,而是为别人,甚至要以说是为你,因为写信告诉一位部长那里有善用权力的机会,就是对部长做出贡献。
    事情很简单,也很容易办。
    日报《一八三0年的革命》的主笔安东尼·杜莱先生因犯了新闻法,此刻囚在监牢里,还须二十一个月才满期。他被囚在福尔斯。我刚去看过他;我不是夸大,他真正地受到虐待,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受着和盗贼、苦役犯一样的管制。但是,最难忍受的是,他不能和家人见面。他的家族住在杜埃,有母亲、妻和一个孩子。杜埃有一所监狱。他曾写信给掌玺大臣,要求移转到杜埃去。掌玺大臣把他的请求转到你处,此刻就在你的办公桌子。请允许我为他说一句话。他并不要求宽赦、或者减刑。他只要求让他时时拥抱他七十三岁的老母、年轻的妻和抱病的孩子。我想你不会拒绝。
    至于我本人,部长先生,我此刻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我对所有的政党一视同仁。我对法兰西、对进步,满怀着热爱。有时拥护执政党,有时拥护反对党,这看哪一方的行动有利于国家而定。我说过,我不属于任何政党,我只热烈地希望所有的政党互相谅解。同时,我给政权在手的人一个劝告:对政权已不在手,或尚未在手的人要宽厚相待。
    请你接受我崇高的敬意,部长先生。”
    四个月后,《国王寻乐》被禁,作者曾震怒一时,但不久就恢复了平静状态和宽容收情。一八三上年(《米拉波研究》)他重申前意,说:“在我们的时代,一切意见都可以提;但是贤智之士应该对整个时代抱善意的看法。他应该怀抱希望、信任和期待的态度。他应该尊重理论家的的缓慢,因为思想的发展是不快的;尊重实践家对现实事物的狭窄而有益的执着,没有这种执着,社会便会在层出不穷的尝试中瓦解;尊重热烈的争论,因为从这里边能产生丰富的效果;尊重实利主义,它的精打细算能代替信念,维持事物的联系;尊重执政派,等待他们从黑暗里向光明摸索;尊重反对派,受了他们的鞭策牛方才耕田;尊重中间路线派,由于他们,过渡时期才减少了震撼;尊重极端派,他们刺激了思想——文明的血液——的传播;尊重保守派,是他们保存了残余的根苗;因为他们稳健;尊重青年人,因为他们有耐性;尊重一些人,因为他们正在工作;尊重另一些人,因为他们愿意工作;尊重一切的人,因为个个都要克服困难。”
    四年之后,一八三七年(《内在的呼声》序),他的目标依然未变:“一切党派,我取其正义的方面,不取其恶劣的方面。”一八四0年(《光与影》序),他为诗人提出同样的理想:“不参加任何一方,不受任何束缚。他的思想和行动完全自由。他对工作的人要以自由地表示亲善,对危害社会的人自由地表示憎恶;对为人效力者表示敬爱,对受苦受难者表示怜悯,遇见欺谎,不问来自何方,他都能自由地加以阻扼;陷入了利害的泥淖的道义原则,他能自由予以拯拔;遇见鳏寡孤独,自由地加以慰问;遇见忠孝义烈,自由地叩头膜拜。他爱人民,而又不恨国王。”
    政权的形式,在他看来,只是次要;他深入事物的本质。他在“社会主义者”一词出现之前就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有一天,他在对十九世纪文明的巨大利益问题,通过报纸和论坛,全世界的智人展开讨论的大会上,他有发言的机会,他只预备在议事日程上表示意见,他将首先要求一点:用社会问题来代替政治问题。”(《文哲杂论》)序,一八三四年四月)
    但是各政治党派都重视政治问题,而忽略社会问题。即在最进步的人看来,废除死刑、世界和平、义务教育、儿童权、妇女权等都是诗人的梦想。他们也不承认一视同仁的、不偏不依的善意中立。一个人如不做他们的朋友,便是他们的仇敌。那时还占少数的共和党就抱着这种不妥协的偏激的态度,这也是被压迫的少数不得不取的态度。在激战的飞尘中他们观看不清,自从一八二八年(《死囚末日记》)即已成了社会主义者的维克多·雨果,在民主主义上,他比社会主义者还前进。他们观看不清,他们是对自己人开火。《民族报》还停滞在阿尔芒·卡莱尔的政治纲领水平:政治上进步,文学上后退。他憎恨戏剧,只赏识“大朝代”的悲剧。
    时代也是于古典悲剧有利的。高乃伊和拉辛依靠一个杰出的女伶,拉仙尔小姐的才艺,恢复了旧日的地位。正在《庇尔格拉夫》排练之中,一个青年从外省来到巴黎,囊中带着一篇悲剧。它有两点迎合时代的特征:第一是篇悲剧,第二是以民主义义为题材。故事是旦尔庚王族的被逐,和罗马共和国的成立。巴黎人士立刻占有了这篇剧本和它的作者。《吕克雷斯》在全巴黎的沙龙里公开朗诵,到处受到欢迎。人们已经有了拉仙尔小姐,而今又来了贲莎、悲剧到了完全光复的时候,路易十四也复活了,而这一切都是在共和国的名义之下产生的。
    观众也不知不觉被吸引过去。二十五年以来,他们老听见一个人的名字,有些生厌;一旦换了新人,颇觉快意。
    爱多华·纪埃里,当时任《传信者》文艺栏主编——此报久已停出,写了一篇文章,题名《亚立斯蒂特》,论述其事,说,巴黎和古时的雅典一般,放逐了久享盛名的英雄,立论甚是精当。
    雨果成了过时的角色,贲莎才是时代的骄子。先前新剧的演员也都投降了悲剧。巴加奇和陀梵尔夫人在《吕克雷斯》里担任了主要的角色。
    再则,《庇尔格拉夫》也实在难演。剧中那些史诗式的人物,超过了寻常标准,非有特出的演员不能演。濮梵莱扮演夏伯,乔福罗扮演渥贝尔,李齐埃扮演巴尔勃鲁斯,各人发挥才力,尽心表演。德囊小姐扮演莱洁娜也极为动人。无奈剧中人的气度过大,无人承当得住。拉仙尔小姐在审查委员会(全体男女艺员都出席了)朗读剧本的时候,表示非常钦佩,但是没有要求担任贡禹马拉,雨果也没有请她担任。拉仙尔小姐正年青,不怕面上划几条皱纹。雨果曾请乔尔治小姐扮演这个角色,是乔尔治小姐自己向作者要求的。如果由她演,倒是个绝似的贡禹马拉;但是演员中反对甚力。雨果改请陀梵尔夫人,陀梵尔夫人记起上次所受的怨气,要求先作社员才肯参加,院方拒绝了陀梵尔夫人而接受了梅林格夫人,梅林格夫人演这一角也很不坏。
    第一场演出,成功了,但场面很冷。从第二场起,观众就表示反对情绪。嘘声和笑声,虽不及《爱尔那尼》,但每晚都扰乱了场面。争吵和冲突都有。演员和院方却勇敢地尽心地支持剧本,直到最后一天。
    报上的评论大半是反对的。只有爱多华·纪埃里一人出力地拥护它。戈蒂耶在《出版报》上写了两篇热烈颂扬的文字。
    《庇尔格拉夫》之后,雨果离开了戏院,虽然他手头还有一篇近乎完成的剧稿《双生子》,是一八三八年写的。他觉得将自己的思想拿出来,受这类无谓而不负责任的毁辱,十五年来怨仇不解,甚是不值。况且,从今以后,雨果上了政治论坛,没有再乞灵于戏台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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