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豪迈少年时

    “没想到，老红卫兵除了残忍也有情调儿！其实，精神上的占有比肉体上的占有更崇高更伟大，也更值得回味和留恋。”金兆枫感慨道。
    “您当红卫兵的时候儿参加过造反和武斗吗？”左思南问。
    “ 参加过，说没参加过那是撒谎装孙子！我不像有的人，好多手里有命案的闯将后来都把自己说成了文革的受害者，肏他个妈的，一想起那些事儿我就想骂他们丫挺的，一堆没脸没屁股的王八蛋！那年头儿里，我干过好事儿，也干过糊涂事儿。说出来你不信，当时的精神老是特疯狂特高亢，干什么都觉得自己是在忠于毛泽东！年轻无知，少不更事啊。”谭卫国略带忏悔地说。
    “幸亏您上山下乡了，要不然的话，指不定得犯多少罪呢！”虎黑子气不平地说。“文革那时候儿，红卫兵全他妈疯了，整天打人斗人，我当时刚上小学，打也打不过他们，可我从心里恨他们！”
    “ 插队第二年，我回过北京，呆了半个来月——我爸因为路线不稳，挨完批斗就给下放到外地的农场去了，我是回来给他送行的。”谭卫国接着说道：“那些天挺孤独的，大院儿里的朋友不是插队了就是参军了，所以，我就偶尔拎着冰鞋去什刹海冰场滑滑冰。当时的什刹海冰场是北京各路江湖好汉的聚集地，你们太小了，体会不到。”
    “肏，有什么体会不到的呀？！”虎黑子不屑一顾地说。“不就是一帮老泡儿在那儿逗咳嗽耍流氓嘛，军呢子大氅儿、羊剪绒帽子、脸上再糊一大白口罩儿，看着还挺壮门面的，实际上没几个硬货，碰上不要命的照样儿吓得尿裤子！一句话，只要是jī巴，再长再硬也打不死人。我小的时候儿也不是省油的灯，可就一样儿，我从来不叫朋友帮我背黑锅，也从来不打比我小比我弱的人。您可着四九城儿打听打听，有几个真正的顽主是靠单打独斗起家的，谁都甭跟我牛Bī！我是在没人敢欺负我了以后才走正路的。”
    “唉，真是本性难移呀！”金兆枫笑嘻嘻地讽刺着虎黑子。“一遇见合适的土壤和温度，你的流氓意识就会跟良种似地生根发芽。哈哈哈哈……闭上嘴，老实点儿。”
    “得，我又错了。”虎黑子知趣地一缩脖儿，不说话了。
    “ 我去陕北那八年里，一共才回过五趟北京。那几年，北京出了好几拨儿有名的顽主，有的认识，有的只是听说过。70年回北京的时候儿连吃了两回老莫儿（老莫儿：莫斯科餐厅的昵称，始自文革。），在那儿碰见过好多过去的朋友，都是耀武扬威的。我返城以后，在知青办托人把我分到了博物馆。工作刚安定下来，原来的几个社会朋友就找我来了，可是，我不想跟他们混，陕北的那几年苦日子早就把我的脑筋变得又死又硬了，我当时就想好好儿工作，熬到退休算了。我参加过77年的高考，没考上，到现在还恨自己呢。我原来大院儿里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当官儿了，都够得上行政十三级了。”谭卫国把经历说得极简洁，尽量躲避着过于敏锐地表述。
    “您那些当官儿的朋友们文革的时候儿是不是都是好孩子呀？不会经常犯错误吧？”左思南边喝饮料边问道。
    “哪儿啊！我原来的朋友都算不上是好孩子，净是军挎里装着凶器就上学的。瞧瞧人家现在，军队的，机关的，全是大干部，满口的国计民生。哈，细一想啊，这些人的人生也太有看头儿了，活得都掉了个儿了！”谭卫国感叹道。
    “ 列宁不是说过嘛，‘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文革期间犯错误的，大多数儿都是受骗上当被人利用，也是政治牺牲品，他们犯错误是因为忠诚！怪只怪毛泽东的政治策略和手腕太高明了，能随心所欲地把整个儿国家和民族玩儿得滴溜儿乱转。革命家留恋和沉醉的是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是必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坚定信念，就像美国的巴顿将军适应不了和平的生活，这是长期经历所形成的惯性！毛泽东太看重自己手里的权力了，太多疑了，他的疑心病害死了多少好人哪！上至国家主席、元帅，下到平民百姓，惦记上谁谁难逃一劫。都说毛泽东也是受人挑唆，可除了毛泽东，谁能把刘少奇诬蔑成叛徒内奸工贼呀？国家都解放十七年了，为什么偏偏到了文革才彻底认清国家主席的本来面目哇？纯粹是淡Bī！十年大浩劫，整天都是乌云压顶豺狼当道的，也就梦游天姥的时候儿才能看见什么叫‘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祸国殃民！”金兆枫愤愤地说。他抄起酒杯，大大地喝下一口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