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天 幸福
故事之一生物学家拉丽莎讲了她自己的幸福准则。
我小时候最悲惨的日子是星期六，每星期的这一天我跟妈妈去浴池洗澡。我们每次都去同一个浴池，就是梅奥罗夫大街街口的格里波耶多夫浴池。到了那儿先在街上排队，慢慢挨到院里，然后到二楼的女部。进了更衣室“性”与“命”作解释，认为人性有善恶，但可以随教化而改，要牌儿，按牌上的号码找锁……这些算起来要花一到三小时。
等最终进了浴室洗上澡时已是精疲力尽，累得我们连话都懒得说。妈妈总要给我彻底洗一下头。那时我留着长辫子，她之所以那么关心我的头，是怕我有虱子。那年月到处都有虱子，连浴池都很脏。接着她给我搓背，然后各人洗个人的。
擦洗完毕，我就跟母亲坐在石凳上用凉水冲一下身子。当然我自己还有事要考虑，有时我要朗诵课文，这是学校布置的作业，星期一要提问的。我现在背熟了，星期天就有时间玩儿了。
学校布置让我们学一首诗，一首赞美我们幸福童年的诗，好像说的是，假如列宁活着怎么样：他会把我们抱在怀里，面带微笑展，必然要从利己主义前进到共产主义。宣称“人类解放的，亲切地问候我们。
“你们好吗，孩子们？”
我们会告诉他，
“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您的遗愿已经实现。”
正当我坐在那儿拼命攻读这些朴实的诗句时，突然旁边一位妇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是个年轻女人，长得很漂亮，但身上刺着许多花纹。背上是一条帆船，一只铁船，一只铁锚，铁锚上缠绕着一条蛇，另外还刻着许多字。当她转脸时，我看到她的右胸上刺着微笑的列宁头像，左胸上的题词是：“生活中没有幸福。”我想那一定是圣贤语录，而且我也喜欢列宁像。但是，作为一个聪明的小学生，我忍不住对她说：“对不起。阿姨，您左胸上的字写错了。‘幸福’这个词您少写了一个字母。”
她笑着回答我：“有什么区别吗？怎样拼写都没关系，反正还是没有幸福。”
妈妈拍了我一下，让我别打搅别人。
我回头又背我的诗，但那位女士的纹身总在眼前晃动。我琢磨着是不是我自己也这样在身上刺点什么。我真的喜欢列宁老爷爷的像。
时间到了，我们去穿衣服。换上干净衣服，妈妈就领我到小卖部喝汽水。这是最幸福的时刻，足以抵消所受的罪。开始妈妈和我一人一瓶不带果汁的汽水，喝完后再买一瓶，这回是带果汁的。我有权选择那种果汁：木莓、草莓或樱桃。当我把汽水瓶举到唇边，闻到水果味儿以及感到汽泡溅到脸上时——那是何等幸福。
我长大了，上了大学，备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成功和失败。但每当我设法摆脱某种不幸或完成重要而又令人不快的工作，我总是跟自己说：“那好吧，你现在可以喝一杯不带果汁的。”也就是说，我可以轻松一下。要是一杯带果汁的，那绝对是一种奢侈。一到这时我就会想起浴池中遇到的那位妇女，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列宁头像怎样了。他还会那样微笑吗？“生活中没有幸福”，那句神圣的格言大概也磨得字迹模糊了。但无疑这更强化了它的悲惨意义。
你们知道吗？亲爱的，当她们把我刚生下的孩子抱给我看时，我清楚地感觉到小汽水泡儿溅到了我的脸上，闻到了木莓的香味儿——苦难之中幸福的象征。
完了。现在请吉娜给我们讲讲她流浪时是否遇到过幸福的人。
吉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微笑着自言自语着：“你知道吗？
你甚至在监狱和劳改营中都遇到过幸福的人。我们营房曾有一个月的幸福时光。一只小猫奇迹般地从安全网钻了进来。我们把它抱进营房，逗它玩儿。它是一个多么机灵的小家伙儿。
你大声一喊：‘瓦斯卡。猪来了。’它会立即跳到炉子后面，呆在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
“后来一个看守用枪射死了它，因为它闯入了禁区。那个看守还开玩笑说：‘我打中了一个逃犯。我必须申请调离。’“不错，劳改营里也有幸福，流浪汉的生活中也有幸福。
我给你们讲个老流浪女，她唯一的牵挂就是她老头儿，为了老头儿的幸福她战斗了好多年。”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讲的故事与费莱蒙和鲍西斯的故事很相似，只不过说的是现代的事。
有一次我在利沃夫被带下车，然后被送到了一个特别收容中心，那里收留的人要被送往不同的地方，有的就地释放，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判刑入狱。我坐在那儿等待着发落。那儿有一小撮儿像我这样的社会渣滓，全都没护照。两个吉普赛人，一个贼，一个流浪汉，还有个白发蓬乱的小老太太。老太太一天无话，老是坐在铺上作祷告。但一到晚上她就向值班看守求情：“让我看一眼我的老头子吧。求您了，亲爱的。”
她乞求、哭闹，看守无奈，只好把那个灰发、驼背的小老头儿从对面男监带过来。老太太把老头上下打量个遍，这才心满意足地说：“老头子还在这儿，今天他们没把他弄到别处去，我很幸福，一切都好。”这才放心去睡。
我慢慢地跟老太婆混熟了，她才把他俩的故事告诉我们。
他们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间小屋里。没有养老金，因为他们过去是集体农庄的庄员，那时庄员是不发养老金的。他们怎么生活呢？老头儿在家画圣像，老太婆拿到黑市上很快就能卖掉。他们不富裕，但也过得去。后来他们那个地区得到开发，其他人都迁进了新楼房，可两个老人没人管。当局决定推倒他俩的小屋，把他俩送到老人院。他们不会给他俩楼房住，因为他们没养老金，付不起房租。所以老两口被分别送到老人院，一个在男院，一个在女院，男院和女院还不在一处。俩人不可能不惦记对方，他们差不多一生都生活在一起，就像两棵长到一起的老树一样。
老头子郁闷不乐，一病不起，都不想活了。而老太婆反而坚强些。她从每顿饭里省下许多面包，晾干后装在枕头套里，然后一天夜里带着面包溜出老人院，去找老头子，她坐公共汽车没付钱，还乞讨了些钱，在莫斯科周围都找遍了，最后总算找到了老头子。她假装是探视他的，老人院通常是周末允许亲戚探视。她找到了他，对他说：“我们走吧，老头子，没有我你会死在这里的。”
就这样，他们成了流浪汉，在教堂门口乞讨，随便找个地方就睡。他们用积攒的一点钱在一个半废弃的村子里租了一间小屋。老头子又开始画圣像，他们又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但不久民兵来盘查他们，而他们的护照丢在老人院了。结果又被遣送回各自的老人院。当时是冬天，老太婆等了两个月，然后又溜出来接老头子。他们的流浪生活又开始了，他们以基督的名义行乞，随便找地方过夜。但民兵一直在追踪他们，而且很快全铁路段的警察都知道了这对老夫妇。他们把他俩当罪犯来追捕，一次次把他们送回老人院。但他俩总能设法取得联系，而且总是老太婆先逃出来去营救老头子。他是她的幸福。
故事之三
工程师娜塔莎讲了她与初恋情人的邂逅以及她如何发现自己能腾云驾雾。
明天大概是个不愉快的日子。单位里的人们又开始对一个同事发起攻击，这是令人厌倦的事情，所以我不想去上班了。我丈夫一直在抱怨我不会料理家务——这倒是真的，论过日子，我不是把好手——以及我们没能省下钱买一套房子。
可我问你们，一个月就２６０卢布，能省下钱去买房子吗？这点儿钱只够打发日常开销。我很生气，也没跟丈夫说，就一人去了基罗夫斯基，只想看看绿树和蓝色的大海。这对我的心情很有帮助。那里的气候，很适合我的心情。时而阴云掠过，还会下起毛毛细雨；时而太阳喷薄而出，雨珠闪闪发光，令人精神振奋。
我来到海滩的一隅，这儿游人稀少，因为附近没有咖啡店，也没有娱乐场所，这却正是我所希望的——自在。在海滩找到一棵枯树，我坐到上面，眺望着海湾、海岛和海岸附近的礁石。我的怒气、沮丧和愤慨变成了淡淡的哀愁和宁静。
我正坐在那儿忘情沉思，突然走过一个高个子男人，身着民航飞行员的蓝色制服。他热烈地望了我一眼就走过去了——不用看，我能感觉到。谢天谢地，我想，至少他没打算停下来和我搭话。我特别不愿意有人在这时来打扰我。但没想到他突然转过身，坚定地朝我走来。我立即调动起一副怒容准备赶他走。可他就在我面前停下来，说：“娜塔莎。我就知道哪一天会遇见你，刚才我还想来着。还认识我吗？”
我抬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从面前这个成年人身上我突然看到了那个久别了的小伙子。
“阿米兰，是你吗？”
“当然是埃”
我们握了握手，然后我邀他挨我坐下。
“告诉我，你生活的怎么样？”
“很好。我还在飞。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儿子。我还想要第三个。妻子很漂亮。想看看吗？”
“当然。”
他掏出一张照片给我瞧，是个格鲁吉亚美人，旁边还有两个男孩儿。
“你怎么样？”
“也结婚了。还没孩子，打算要一个。丈夫长得也不错，可惜我没带照片。你怎么认出我的，阿米兰？我变化不大么？”
“要知道，我飞行时总能看到你，而且常常想象这些年来你会变成什么样。我老担心你已经变胖了，想象中一见你发胖，你就不能腾云驾雾了。可实际上你没胖，谢天谢地。”
“你说什么，你飞行时能看到我？我怎么能腾云驾雾呢？”
这使我很惊讶，心里想的是，但愿他别走，告诉我他还在爱着我。但他微笑着说：“知道吗，我飞行时常常回想我过去的生活，回忆过去所喜欢的人或事。在天空中很容易使人想起这些。当我在黎明或黄昏飞行时，差不多总能看到我妻子娜蒂拉正把孩子抱到床上，教他们唱歌儿。我每天都能看到她。但有时我也看到过去的爱，包括你，我最初的恋人。”
“你是怎样看到我的？”
“很简单，我看到这调皮的小丫头儿快乐地驾着云向我飘过来，或是从陡峭的云端跳下来，在蓝天中漫游。有时她飘到我的窗口，冲我扮鬼脸，逗我。有一次你爬上了那棵柏树，而我够不着你，你就逗我，还记得吗？当附近有带电的云时，我常常看到，像我们初次相遇那天一样，你正在大浪中挣扎。
还记得我怎么救的你吗？”
“当然记得。还有呢。你还怎么看到我？”
“有时透过云雾看到你的脸，那是一张已经成熟的脸，但总是朦朦胧胧——我不知道你长大后变成什么样了。现在我要仔细看看你。”
“真有趣儿，阿米兰。你年轻时就挺浪漫，现在又变成了诗人。”
“诗？瞎说。那只是在空中。”
“在空中与你相遇的人一定很多吧？”
“噢，全是女的。在地面上我只爱娜蒂拉，不爱别人，但在空中我拥有所有我爱过以及爱过我的人，甚至包括在大街上擦身而过的漂亮姑娘。但我见得最多的还是你：唯有你驾云而行。你大概不记得过去的你，但我每次飞行几乎都看到你。”
我吃惊地望着阿米兰，怎么也摆脱不了这个念头：我还存在于另外某个世界，一个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世界。
“年轻时我羞辱过你，这你也能看到？”
“咳，得了，娜塔莎。在天上怎么会有羞辱？”
“既是这样，你不想跟我回家见见我丈夫？”
“不，娜塔莎，我不想去。我们在这儿就分手吧。下次飞行我还会看到你的，那将是忧伤、成熟的娜塔莎，孤独地坐在云端，朝我微笑，然后挥挥手，飘然而去。”
“我们分手了，或许再也见不到了。但奇怪的是，我回家时特别愉快。从此以后，每当我感到忧伤、烦恼，或有人伤害我时，我就会想起那次会面，并对自己说：你们可以说让我讨厌的事情，伤害我，但你们不知道此时我正驾云翱翔蓝天，有人在用充满爱意的眼睛注视着我，等待着我向他招手致意。于是便想象我在向阿米兰飘去，感到十分幸福，忘却了所有令人不快的事情。
这便是一位早已淡忘的格鲁吉亚小伙子所给予我的幸福。
“我完全能够理解，娜塔莎。”瓦伦蒂娜说道”“你的幸福是别人给予的；可我呢，是靠自己学到的。要不要我给你们讲讲？”
“当然。”爱丽什卡叫道。“我们也想学学怎样才能获得幸福。”
“这会儿没你说话的地方。”爱玛笑道，“你都快被幸福撑破了。只有我们这些没找到归宿的人才需要这样的故事呢。”
故事之四
“大人物”瓦伦蒂娜讲了一个获得幸福的诀窍。
有段时间我曾极度痛苦，几乎不能自拔，以至于想到了死。那是在安德鲁沙出国后不久。在他临走时，我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起过夜。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们的鸳鸯梦再也不会重温了。我也不愿那样，但我还是郁郁寡欢，无精打采。一天，我路过一家半地下室式的菜店，见一美丽无比的妇人正踏着台阶上来——太美了，简直是拉斐尔《圣母像》的再版。我不知不觉放慢了脚步，凝视着她的脸。
因为起初我只能看到她的脸。但当她走出来时，我才发现她矮得象个侏儒，而且还驼背。我耷拉下眼皮，快步走开了。我羞愧万分……瓦柳卡，我对自己说，你四肢发育正常，身体健康，长相也不错，怎么能整天这样垂头丧气呢？打起精神来。像刚才那位可怜的人才是真正的不幸……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长得象圣母一样的驼背女人。每当我牢骚满腹或者痛苦悲伤的时候，她便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就是这样学会了不让自己自艾自怨。而如何使自己幸福愉快却是从一位老太太那儿学来的。那次事件以后，我很快又陷入了烦恼，但这次我知道如何克服这种情绪。于是，我便去夏日乐园漫步散心。我顺便带了件快要完工的刺绣桌布，免得空手坐在那里无所事事。我穿上一件极简单、朴素的连衣裙，把头发在脑后随便梳了一条大辫子。又不是去参加舞会，只不过去散散心而已。
来到公园，找个空位子坐下，便飞针走线地绣起花儿来。
一边绣，一边告诫自己：“打起精神。平静下来。要知道，你并没有什么不幸。”这样一想，确实平静了许多，于是就准备回家。恰在这时，坐在对面的一个老太太起身朝我走来。
“如果您不急着走的话，”她说，“我可以坐在这儿跟您聊聊吗？”
“当然可以。”
她在我身边坐下，面带微笑地望着我说：“知道吗，我看了您好长时间了，真觉得是一种享受。现在像您这样的可真不多见。”
“什么不多见？”
“您这一切。在现代化的列宁格勒市中心，忽然看到一位梳长辫子的俊秀姑娘，穿一身朴素的白麻布裙子，坐在这儿绣花。简直想象不出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我要把它珍藏在我的幸福之篮里。”
“什么，幸福之篮？”
“这是个秘密。不过我还是想告诉您。您希望自己幸福吗？”
“当然了，谁不愿自己幸福呀。”
“谁都愿意幸福，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怎样才能幸福。我教给您吧，算是对您的奖赏。孩子，幸福并不是成功、运气、甚至爱情。您这么年轻，也许会以为爱就是幸福。不是的。幸福就是那些快乐的时刻，一颗宁静的心对着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发出的微笑。我坐椅子上，看到对面一位漂亮姑娘在聚精会神地绣花儿，我的心就向您微笑了。我已把这时刻记录下来，为了以后一遍遍地回忆。我把它装进我的幸福之篮里了。这样，每当我难过时，我就打开篮子，将里面的珍品细细品味一遍，其中会有个我取名为‘白衣姑娘在夏日乐园刺绣’的时刻。想到它，此情此景便会立即重视，我就会看到，在深绿的树叶与洁白的雕塑的衬托下，一位姑娘正在聚精会神地绣花。我就会想起阳光透过椴树的枝叶洒在您的衣裙上；您的辫子从椅子后面垂下来，几乎拖到地上；您的凉鞋有点磨脚，您就脱下凉鞋，赤着脚；脚趾头还朝里弯着。因为地面有点凉。我也许还会想起更多，一些此时我还没有想到的细节。”
“太奇妙了。”我惊呼起来”“一只装满幸福时刻的篮子。
您一生都在收集幸福吗？”
“自从一位智者教我这样做以后。您知道他，您一定读过他的作品。他就是阿列克桑德拉·格林。我们是老朋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在他写的许多故事中也都能看到这个意思。
遗忘生活中丑恶的东西，而把美好的东西永远保留在记忆中。
但这样的记忆需经过训练才行。所以我就发明了这个心中的幸福之篮。”
我谢了这位老妇人，朝家走去。路上我开始回忆童年以来的幸福时刻。回到家时，我的幸福之篮里已经有了第一批珍品。
“的确，每人都有类似的记忆，”爱玛说，“只是我们不欣赏这些记忆罢了。我们总是等待着巨大的幸福。然而，也许幸福就是由幸福的片断组成的。好了，阿尔宾娜给我们讲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要讲个地上的幸福故事，尽管也是在空中遇到的。”
故事之五
空姐儿阿尔宾娜讲了一位外交官何以找了个俄国妻子。
有一次我们飞往伦敦。班机上人不多：几个老外，两个苏联驻外人员，一伙儿去伦敦演出的演员。另外还有一名年轻英俊的英国外交官及其正怀孕的俄国妻子。当然，不能指望孕妇个个漂亮，可这一位真够邋遢的。我们姐儿几个私下议论说：“这可真是猪八戒走红运。”
起飞刚一小时，这位外交官的妻子就开始宫缩。我们把她弄到我们的休息室，让她躺在沙发上，但还怎么办？按规定是在乘客中找大夫。那好吧，我们立即广播找人，我们就知道这么几个乘客中不大可能有医生，结果还就是没有。外交官的妻子躺在那儿呻吟，还不断地问我们：“快过边境了吗？
我不想把孩子生在苏联领土。”
我试图稳住她，说：“快过了。”但我们明白，在伦敦下机以前，所有的乘客都在苏联领土上——因为这是苏联的飞机。
年轻的丈夫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并试图用俄语和英语安慰她。他一会儿称她为凯蒂卡，一会儿又称她凯特。她也是东一句俄语西一句英语，疼得直叫唤。我看她没准儿真的会生在飞机上，但又想不出谁能给她接生。我们要使她安静下来，但又不敢给她安眠药吃——机上没这项规定。
后来我想出一个妙计，能使她镇静，并推迟分娩时间。只是这样做需要她丈夫同意。我把他从休息室叫到走廊里，跟他解释说：“您妻子很紧张，这样下去到不了伦敦她就会生，而这儿没人能为她接生。但机上有些演员，我想请个老点儿的女演员装扮成医生，以便让您的妻子安静下来。不知您是否同意这样做？这或许能使她睡着，并安全到达伦敦。我们已经同前边联系过，有医生在机场等我们。”
戴维——也就是那位丈夫——早已慌了手脚，你说什么他都同意。我送他回到凯蒂卡身边，便去找那些演员，一位女演员很爽快地同意了：“好吧，那我就来个即兴表演。”当我们来到休息室时，这位演员立即进入了角色，跟凯蒂卡说话时连声音都变了：“怎么样，亲爱的？是急产吗？让我瞧瞧。”
她在凯蒂卡身边坐下来，摸摸她的肚子，然后转身对我们说：“请大家出去两分钟。”她的口气完全是命令式的，我们大家立即走开了。
不一会儿，她让我们进来，并很有把握地说：“不必惊慌。她现在还不会生。但也快了，请准备好热水、干净毛巾、麻药和剪子。让我看看你们的急救包。”她很内行地检查了一下急救包，说：“好了。我们做最坏的打算，如果真是急产，我们就在这儿接生。不过，亲爱的，您最好睡一会儿。休息一下对您有好处，不然一会儿生的时候体力不支可不行。”
听上去十分自然，不仅凯蒂卡安静了下来，连知道真相的戴维也不那么慌张了。未来的母亲果真睡着了。
后来怎样了？我们把凯蒂卡平安地带到了伦敦，那儿救护车正等着她。戴维紧张得都忘了谢我们一声。我自己谢了那位女演员：“但愿您下一步旅行顺利。”我说，“遗憾的是只有几个人看到了您的杰出表演。她要真生的话，您怎么办呢。”
“亲爱的，我已深深进入了角色，我很可能真的为她接生。
我也生过孩子。”
我们道别了，而且我没想到这些人我以后还能碰到谁。但一年后，戴维又上了这架飞机。我立即认出了他，但没主动跟他打招呼。我们有规定：维护苏联公民的尊严，不许与外国人套近乎。我推着小车送饮料时，戴维看见了我：“嗨。这不是您吗？上次我妻子在机上要生孩子，您帮了很大的忙。当时我没来得及谢您。太感谢您了，我、凯蒂卡，还有小戴维都非常感谢您。”
我按规定回答说：“这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朝他不冷不热地微笑了一下，我就走开了，带着苏联公民的所有尊严。但实际上我十分高兴。因为连猫都喜欢抚摸。
送午餐时，戴维把一只漂亮的包塞给我说：“这是一套衣服。本来是带给凯蒂卡妹妹的，但我看您穿也合适。要是凯蒂卡知道我遇见了您，并送您一件礼物，她会十分高兴的。”
该死的规定严格禁止接受旅客馈赠，所以我只能拒绝这套衣服。当然，你可以接受它，但说不定让谁看见了打个小报告，你就再也别想上机了。
但戴维自己也知道这些规定。当我来收盘子时，他递给我一张纸条儿，上面写着：“今晚在列宁格勒照此号码给我打电话。”下面写的是电话号码。好，那就另当别论了。
当晚我给戴维打了电话，然后俩人到咖啡馆会面。他把那套衣服带了来，我俩坐在一起，他给我讲了他是如何结识凯蒂卡的。“我来苏联工作时，在伦敦已有未婚妻，她是高级外交官的女儿。我们相爱甚笃，足可结成美满良缘。我的恋人提的条件是，我在苏联任职期满后应到西欧国家任职，这样她就嫁给我。考虑到这是个合理的要求，我就答应了。
“有一次我从莫斯科来列宁格勒办事，美国使馆的一位同事给我介绍了几位青年艺术家，凯蒂卡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饶有兴趣地谈论起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而且我提议找机会再谈谈。所以，她才大胆地邀我去她家吃晚饭。我去了。她同母亲和弟弟住在一起，按苏联的标准看，住得还不错：有自己的房子。凯蒂卡的母亲很好客，给我做了苏联风味的饭菜，很可口。我们正吃着饭，突然从隔壁传来苍老的声音：‘我饿。你们又忘了我。’“凯蒂卡急忙起身跑过去。她妈妈告诉我：‘那是凯蒂卡的姥姥，我的母亲。她卧床已经五年了。行动越来越困难，但除了凯蒂卡她不让任何人照看她。这可怜的丫头，也真够难为她的：她上学、工作、作画，还得照看老太太。’“凯蒂卡很快又回到饭桌上，看上去平静、快乐：‘姥姥闻见饭味就饿。其实我早已喂过她，现在睡着了。’“这么说，五年来你一直在照看她，凯蒂卡？”我问她。
“她很伤心地回答说：‘她喜欢我这个外孙女。现在她把别人都忘了，连妈妈，也就是她女儿，都不认识。她只记得我。’“他们还给我讲，凯蒂卡和弟弟如何每天用扶手椅把姥姥推到街上——这算是老太太的户外活动。他们没有适合乘电梯的轮椅，也无法把房子换到一层。我建议他们最好把老人送到老人院。但他们全家人都攻击我：‘我们怎么能把姥姥送进老人院，而我们自己图快活。人家会怎么想吧。她苦挣了一辈子，有权死在自家的床上。’“凯蒂卡带着恐惧的神色望着我说：‘戴维，你不会抛弃把你抚养成人的姥姥吧？’于是我想起，我那位未婚妻的母亲在老人院已好几年了，更不用说她姥姥了。她觉得这样对母亲更好，自己也方便。由此我突然想到，一旦我出点事成了残废她会轻易地抛弃我，就象抛弃她那中风的母亲一样。那天晚上我便下决心娶凯蒂卡为妻，但几年后才得以实现，那是在她姥姥逝世以后，我与未婚妻以及她父母吵翻了。在这项婚姻的审批上也遇到了很多麻烦，克格勃给凯蒂卡施加压力，让她别嫁给我。这促使凯蒂卡下决心出国。她说当局的作法很愚蠢，他们怎么能够决定谁应该嫁给谁，谁应该怎么个活法呢？她甚至不想在这儿生孩子，那是因为担心孩子将来的命运不好。于是，我就娶了这么个妻子，跟她在一起老了，病了，也能心安理得，不必担心她会抛弃我。”
亲爱的诸位，凯蒂卡多走运。大家想想，像这样的女人俄国遍地都是，只是戴维不知道罢了。我知道许多家庭，他们都同有病的老人生活在一起，没人想到要抛弃他们。
“戴维的想法很奇怪，”佳丽娜评论道。“当然，西方的老人院跟我们的不一样。显然那边的老人能住单间，而且还有零用钱买东西。”
“你把他们看得太好了，佳丽娜。”奥尔佳笑着说。“他们没法能给老人单间住，至于零花钱，那绝对是胡说。要是国家养着他们，他们怎么还可能有零用钱呢？那是资产阶级的宣传罢了。”
“不见得，没准儿真是那样。”爱玛说。“但即便如此，国家办的老人院与自己的家也不一样。即使有自己的房间和全套设备，他们的生活也不会幸福，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家，没有儿孙在身边。我们为演员建了很不错的老人院，但我永远也不希望我儿子把我推到那儿去。从他的眼睛我就能看出，他决不会那样做。”
“现在说他将来怎么想还为时太早。”女人们都笑了。但大家都同意，晚年离家索居是很可怕的事情。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把她讲的故事称为“吉祥服的故事”。
我有个朋友叫玛丽娜。她是个优秀的打字员，也是个胆小鬼。她父母在１９４９年被捕，并死在劳改营，所以她总觉得有责任为民主运动做点儿事。但每当有人带地下出版物来请她打印时，她总是警告来人说：“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告诉我这东西从哪儿来，或到哪儿去。我特别软弱，他们一审问我就会垮下来。所以谁的名字也别跟我提。我不想出卖这些人，因为我爱他们，只要我不认识这些人，审问时我就不会供出他们。”
她特别害怕密探、窃听器以及其他所有跟克格勃有关的东西。可她还老是要求任务：“我必须做点儿事。但我不想知道不必要的事情。”
很难说服她。有人试图安慰她，让她别害怕：“他们为什么要逮捕你呢？如果把打印地下刊物的打字员全都抓起来，监狱非爆满不可。”
还有的人试图避免与她打交道。“要是她自己都警告我们，”他们说，“那就说明她知道自己软弱，她就会经不起审问……”
玛丽娜生活不宽裕。她有个宏愿，这就是订做一件黑色天鹅绒裙服，还要镶上黑色沃洛格达花边。这套裙服已经成了她的心病，为它攒了好几年钱。最后她终于倾其所有，买了天鹅绒和沃洛格达花边，并交给了裁缝。她想穿着它去参加新年晚会，应该提一下的是，她正悄悄地与我们的一位朋友相爱，她的梦想就是穿着这件令人惊异的衣服出现在他面前。但是，她没能如愿以偿，恰在新年晚会前，她被捕了。
调查进行了好几个月。起初听说她被捕的消息，我们想起了她说过的话，断定她会供出对我们不利的证据，使更多的同伴遭逮捕。但过了好长时间也没人被捕，甚至连讯问都没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好事，因为无法知道调查是如何进行的。玛丽娜有个哥哥，他们准许他为妹妹请律师，还告诉了他开庭时间。我们当然要到法庭看看，幸运的人进了审判庭，其余的人就挤在走廊和楼梯上。审判是在城区法庭进行的。
我们坐在审判厅里，等待着。突然门开了，两个持枪法警把玛丽娜押进来了。整个大厅的人都惊呆了：她穿着奢侈的天鹅绒晚礼服。在狱中关了几个月，这可怜的姑娘当然看上去脸色苍白，但却像童话中的公主一样美丽。真不知道她在狱中怎么会有这种打扮，而且她还梳着皇后般的发式，脖子上系着天鹅绒缎带，上面挂着一个十字架。这是第一个迹象，表明玛丽娜没有屈服；在监狱中很难争得戴十字架的权力。
审讯进行过程中，玛丽娜没牵扯任何人。只有她的两个邻居出来作证。克格勃强迫他们证明，有人找过玛丽娜，而且来去时都带着纸张。玛丽娜否认打印非法印刷品。她说：“我没看出这里面有什么错。人们有权了解全部事实真相。但如果人们为此而受迫害，我为什么还要帮助迫害者？”
这就是她对法庭所说的话，说完以后再也不看法官。她坐在被告席上，安详地望着大厅中的朋友，有时还冲我们微笑。看上去好像是刚跳了许多华尔兹后正在那儿休息。这期间，她所爱的那小伙子眼睛一直没离开她。
玛丽娜被从轻发落——在普通劳改营监禁三年，罪名是散布对苏维埃制度的诽谤。打听到她的劳改营地址，我便给她写了封信，问她从哪来的力量，因为过去她胆子很校玛丽诺契卡回信说：“佳尔卡。我穿着那样的衣服怎么可能失去自己的尊严？我的行为要与我的装束相配才对。他们来抓我，这极大地伤害了我。那天我刚从裁缝那里把这件衣服拿回来，我真说不出它有多么漂亮。我想象着如何穿着它同他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没想到他们突然来找我。我意识到我再也参加不了什么晚会了。绝望中，我把那件梦幻般的衣服穿在身上，来到了监狱。在我的想象中，除夕之夜我同他在一起。这都是因为这件衣服。我还是个胆小鬼，一个软弱的人，像过去一样。”
我把信拿给他看了。他立即赶到劳改营去看玛丽娜。现在两个人关系很好，玛丽娜很幸福。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件吉祥服。
佳丽娜讲完后，大家争先恐后地讲各自的故事，全跟衣服有关系。事实表明，买衣服或帽子不仅能改变女人的心情，而且能改变她的整个生活。
例如，爱玛透露了一个秘密：“在戏剧学院读书时，我的梦想是买顶漂亮的小绿帽儿来配我的红发。从那以后，每当心情不好时我就对自己说：‘看来我该买顶小绿帽儿了’。我往往去商店花很多时间挑选，要没有绿色的，我就试其它颜色的，然后买一顶，这才满意地回家。我有许多这样的帽子，都不知该怎么处置它们。光绿色的帽子就有一打，你们谁想要吗？来挑吧，免费供应。”
但没人对绿帽子感兴趣，于是奥尔佳讲起了她的故事。
故事之七
女工契尔佳讲的是两位母亲的儿子在产院被调了包，以及她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第一天我就差点儿讲出这个故事。之所以没讲，是怕吓着你们。现在好了，大家都和自己的孩子混熟了，谁也不会担心自己的孩子与别人的调了包。因为我的故事说的就是调包的事。
两个女人住同一产院的同一病房。一个是列宁格勒当地人，是一位工程师；另一个是乡下人。这位列宁格勒人是在排队买食品时开始宫缩的。她俩躺在同一产房，同时生的儿子，产后住同一病房，因此结下了友谊。同我们在座的一样，她们也是不同类型的人，但女人在一起总能找到话题，也有时间相互了解。
后来她们出院了，相互道了声再见，以为再也见不着了。
五六年过去了，那位工程师有一天去市场买土豆，突然看见了在产院结识的朋友正卖菜呢，她们彼此相认，并为重逢而感到高兴。
“你的儿子好吗？”农妇问。“上帝又赐予你一个孩子吗？”
工程师治了多年不育症，盼了好多年才盼来那个孩子，后来没再生。“这孩子很不错，我和丈夫都挺高兴，我们没再要孩子。我丈夫唯一不解的是，埃迪克长着一头红发，而我们家的人都是黑发。或许这孩子有点象奶奶。”
“我们科尔亚也是，他长了一头黑发，象甲虫一样黑。我丈夫起初跟我开玩笑说：‘这小黑孩儿像谁呢？他却不象是俄国人。’”工程师是犹太人。她从包里掏出儿子的照片给农妇看，农妇抓过照片，凝神细看，低声问：“你说你的儿子叫什么？”
“埃迪克。”
没想到农妇大叫起来，声音之大整个市场都能听见：“我儿子，我亲爱的小儿子。他们怎么给你起了个这么讨厌的名字。你怎么成了人家的人，亲爱的？”
她又哭又叫，最后招来了值勤民兵。但她丝毫没觉察到，只是一个劲儿地指指照片，又指指工程师，悲愤地哭诉道：“她把我儿子抱到她自己家去了。”
工程师不知她为什么突然大吵大闹，吓得脸色灰白，昏了过去。幸好市场上有急救站，派来个护士。护士救醒了她，俩人都被带到了民兵纠察队接受审讯。最后他们记下了她俩的住址，并让她们找法庭解决问题，因为这不是他们能解决的事。
去法庭之前，两个人都平静了，决定先去看看孩子，以弄清是否真的调了包。工程师叫了辆出租车把农妇带到了自己家。在路上，她就让农妇保证只是看看孩子，什么也不许跟孩子说。
到家了。农妇看了那孩子，也就是埃迪克，坐在那儿又哭起来，但她遵守协议，什么也没说。然后两个人走出家来到街上，农妇对工程师说：“没错，索菲娅，肯定是调了包。
你的埃迪克跟我的丈夫一模一样，他是红头发，跟我们其他几个孩子一样。喏，这是我的地址。去看看你真正的儿子吧。
但协议照旧：什么也别说。”
第二天，工程师为农妇的孩子们买了一大堆礼物，乘车去了三百公里以外的洛德诺依波利。她在那儿看到了什么呢？
五个孩子坐在板凳上——四个是红发，一个是黑发。她不由得急忙走过去看这个黑眼睛，卷头发的小科尔亚——他简直是她儿时的翻版，看见他就如同看见了自己儿时的照片。
晚上打发孩子睡了觉，大人们坐在桌旁开始讨论下一步怎么办。两个女人吧嗒吧嗒掉眼泪，农妇的丈夫则坐在那儿想办法。他出了这样一个主意：“索菲娅·阿罗诺芙娜，我们把孩子调换一次，看他们是否认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当然，你大概给了我们的孩子许多巧克力，也会很宠爱他……而科尔亚却习惯于旷野生活，他光着脚到处跑，整天在河边玩，一天喝一公升牛奶。要是没了新鲜空气，只有巧克力，他怎么能活得下去呢？可孩子又不得不回到他们的既定的命运上去。”
母亲们考虑了一下，决定尽量和平解决问题。索菲娅·阿罗诺芙娜又呆了三天，试图与科尔亚交朋友。她在村里的商店中给他买了鱼钩、鱼竿。也就是说，她尽量使他对自己产生好感。这小家伙儿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对她依依不舍。然后在商定的那天，她向他提出到列宁格勒的“姨”家住一段时间。这是两位母亲商量好的——跟孩子们说她俩是姐妹，这样他们在另一家就不会感到陌生。
就这样，索菲娅·阿罗诺芙娜和科尔亚来到了列宁格勒。
瓦西里·瓦西耶维奇也跟随而来，他要看看他的儿子埃迪克，并带他到洛德诺依波利呆一段儿，也是想看孩子是否能适应新家。
科尔亚很喜欢列宁格勒的“姨”家，而且第一天就与埃迪克成了好朋友。科尔亚在家是最小的，而爱迪克是根独苗儿，所以很高兴有个朋友。同时，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尽力哄埃迪克，给他讲钓鱼、打猎。这是所有的孩子都喜欢的。
第二天这孩子就主动提出：“瓦斯亚叔叔，我们何时去林子里捉松鼠，还有钓鱼？”几天之后，他们收拾行装出发了。科尔亚留在了真父母身边。自然，索菲娅和丈夫尽量宠爱他，带他去马戏团、动物园和儿童剧常他们给他买书，最有趣的书，还给他买了童车。这孩子欢天喜地，跟他俩形影不离。他要索菲娅晚上给他大声朗读，因为他说他家从没有这么美妙的事情。但一星期之后他开始闹着要走。“我该回爸爸妈妈那儿了。他们快收土豆了，我得去帮忙。”
他父母害怕了。但他们不得不准备送他走，因为有协议在先，不要让孩子不高兴，暂不跟孩子说什么，只做他们喜欢的事情。
索菲娅和丈夫决定利用假日同科尔亚一起去洛德诺依波利，以便于接近他，使他不至于忘掉他们。
他们到那后见到了埃迪克，他看上去十分健壮，晒得黝黑，还打着赤脚。他学会了在河里游泳、钓鱼。已经成了个小男子汉。当然，他见到父母很高兴，特别是见到他的新表弟科尔亚。因为他们不仅同年，而且几乎是同时生的。
你们猜事情的结果怎样？没经过法庭，问题全部解决了。
每个孩子都有两双父母：索菲娅妈妈和尼乌拉妈妈，利奥瓦爸爸和瓦西亚爸爸。同时，每个孩子都有五个兄弟姐妹。他们把两个孩子送到列宁格勒的外语学校读书，而暑期则到乡下度假。为了避免暑期太孤独，索菲娅的丈夫把所有的“侄子侄女”——即科尔亚和埃迪克的兄弟姐妹们——接来同祝这是个奇特的家庭组合，但却比一般的家庭更亲密，谁都羡慕他们。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孩子都幸福。我的意思是，换了别人，事情的结局恐怕就不是这样了。
“唉，要是人都像个人样该有多好。”吉娜听完故事后感叹道。
大家都同意她的看法。
尼尔娅开始讲另一个故事。
故事之八
教师尼尔娅描述了妈妈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第一天我就讲过，我儿时最早的记忆是，妈妈穿着洁白的裙子，在半开的窗前弹奏钢琴，看上去年轻、温柔。好长时间我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梦，因为这种情景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我从没把这梦告诉过妈妈，因为我长大后生活很惨：妈妈长期患病，我们买食品和衣服的钱都不够，别说音乐了。多少年了，我甚至都不知道妈妈弹过钢琴。
后来有一天我们要去一个很富有的远房亲戚家做客。他们过去不怎么理我们，但这次不知为什么要请我们去参加一个生日聚会，是为他们的女儿爱拉举办的。爱拉与我同岁。我们花了一星期时间做准备，但我没有鞋穿。已经是深秋了，我上学时还穿着橡胶凉鞋和毛线袜子。我上学时穿的衣服已经补过上百次。从学校一回到家，就立即脱下这件衣服，换上更破旧的，这样，这件好点儿的衣服就能穿的时间更长些。我没有礼服，也没有象样点儿的衣服，穿什么去做客呢？没想到最后妈妈创造了奇迹。她翻腾出一些破旧的毛线织物——一只手套、一条破围巾、两只毛线衣的袖子（她把毛线衣改成了毛背心）。我们花了两天时间拆这些破旧衣物，把能用的毛线缠成线团。然后妈妈把毛线染成黑色，为我织了一条漂亮的裙子。她还用旧睡衣改做了一件短外套。而最重要的是，她设法给我做了一双做客穿的鞋。她找出我下雨天套凉鞋穿的长筒靴，并用布条和纽扣为这双鞋织了小鞋罩。不过，母亲告诉我去做客以前绝对不要穿，因为这鞋罩穿一次就坏。
妈妈也没忘了自己。她当医生的妹妹送给她一件白大褂，妈妈用来改做了一条优雅的连衣裙，还镶了绿色的花边儿，这样就看不出裙子是次布料做的。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在这上面花这么大的心思，不过我猜这是因为穷人也要有自尊，她不想在富有的亲戚面前显得寒酸。或许这也恰好说明，她对生活还没有失去信心，还有许多好时光。毕竟妈妈还年轻。
我们来到了亲戚家，打扮得整整齐齐，而且心情还挺激动。他们家的房子大极了，而且满屋都是漂亮的家具，大大的圆桌摆满了食物，这些食品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吃了。我知道的水果只有苹果、西瓜和野草莓，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了。而他们有葡萄、桃、香瓜。爱拉穿着漂亮、精制、带大花边领的天鹅绒礼服。我看起来也很好，说真的。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想。使我大失所望的是，爱拉大声问我：“你鞋上那是什么东西？是自家做的吧？”
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羞辱。但我立即想到，如果我感到羞辱，妈妈肯定会伤心的，所以我克制着自己，说：“是的，这鞋是妈妈特意为配我的裙子而做的。你喜欢吗？”
“噢，我知道。这叫整体效果。”爱拉说，她是想表现她有多聪明。
跟主人和来宾们坐在桌子前，我感到象真的过节一样。有这么多美味佳肴，我吃得很饱，后来好长时间都不饿。我与其他的孩子们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喝柠檬汁。餐后主人给我们每人一小杯冰淇淋。这简直如童话一般。我真觉得我是舞会上的灰姑娘—一只是没有王子。
后来，奇迹发生了。桌子收走后，大人们开始跳舞。女主人突然对母亲说：“贝丝娅，你是个杰出的钢琴演奏家，给我们弹个曲子吧。”
“哎呀，别开玩笑了，鲁芙契卡，我好多年没摸钢琴了。
不过，我倒可以试试。要是不行的话，那就真不行了。”妈妈向墙角走去，那儿摆着一架黑色大钢琴。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么多家具中还有一架钢琴。
妈妈在圆凳上坐下来，打开琴盖，手摸琴键，闭上眼睛，努力回忆着什么。然后，她微笑了，手在琴键上轻轻滑动着，连看都不看。她开始弹欢快、简单的小调，是一首名歌，客人们跟着唱起来。一曲终了，客人们还在拍手叫好，她已开始弹起严肃的作品。大家都在静静地听着，我使劲克制着自己的激动，我为母亲感到骄傲。穿着白色的裙子坐在闪闪发亮的黑色钢琴前，妈妈显得美极了，而且音乐是如此地庄严，如此地优美。家里的收音机放的那种乱七八糟、毫无生气的音乐怎么能跟这个相比呢？
突然，妈妈开始弹奏很忧伤，而又极其优美的曲子，这熟悉的曲调立即把我带入梦境：妈妈在窗前弹着钢琴，我在小摇车里手舞足蹈。今晚属于妈妈的，我真怕我打搅了她。突然，我感到我们的整个生活只不过是残缺不全的碎片，只是美好生活的结束，而以前美好的生活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梦。我尽力克制着不让自己哭出来，但最后眼泪终于夺眶而出。妈妈吓坏了：她急忙跑过来安慰我。主人和客人们也都围过来，有人把一杯柠檬汁送到我嘴边，但我喝不下去。妈妈向大家道了歉，很快领我回了家。她什么也没问，只是把我抱到床上，给我垫好枕头，我便睡去了。
第二天，我给妈妈讲了我的梦以及我如何认出了妈妈弹的曲子。“那是戈达尔的华尔兹，”她说。“我过去很喜欢它。
但你怎么会记得？那时你还是个婴儿呀？”
“那是我在梦中常常听到的音乐。我给您哼哼？”于是，我给妈妈哼了戈达尔的华尔兹。妈妈哭了，很久以后妈妈才告诉我，那时是妈妈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故事之九
女导演爱玛讲的是伤心的离别和快乐的发现。
这一发现挽救了爱玛的朋友们，他们因罗蒙诺夫在列宁格勒的试验而备受其苦。
有个时期我不断同人告别。朋友们一个个都走了，去了四面八方。我的好朋友现在有一半在国外。人们出去的目的是为了自由地著书、作画、演奏音乐、拍电影、演戏。有时我感到整个俄国都在出走。每次告别眼泪都要流成河，而之后留下的记忆却是一片荒漠。
对我来说，最难受的告别是送考斯特亚走。我已给你们讲过他。他家是列宁格勒最吸引人的地方。每天都有许多各界名流去那儿聚会。不过，去那儿的人大都是搞艺术的，要不就是不同凡响的、令人感兴趣的人。考斯特亚在我们学院读戏剧史专业时，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噢，他是这样的人，你可以随便招呼他，什么都可以跟他聊，而过后总能发现，你有了许多新的艺术观和新的打算。就艺术观点而论，他总给人以极大的鼓舞。
可后来考斯特亚也走了。我们把他送走后，我去他家帮他妈妈收拾东西。考斯特亚走后，政府要收回一间房子，只给他妈妈留下一间，所以要把他那间屋子收拾出来。我伤心地整理着他留下的一些书籍，把他没能带走的画从墙上摘下来。报纸曾把这些画说成是“可怜的、西方模仿者的低劣之作。”而现在要想把这些“低劣之作”带出国，政府却要征收重金。我一边忙着收拾东西，一边听着对面窗户里传出的音乐。一帮孩子在一遍遍地重复播放着阿巴录音。我随音乐摆动着，试图冲淡自己的伤感。
一天，考斯特亚的母亲耶芙多尼娅·波罗芙娜要我收拾一下阁楼，那几多年来攒了一大堆东西。我弯腰爬进了阁楼，因为空间很狭窄。我翻腾着这些东西，一件件地叫着它们的名字，并拿着让在下面的耶芙多尼娅看看。她坐在下面的椅子上，就象坐在王座上的女皇，对我发号施令：“这个扔掉，这个你可以留作纪念，这个可以留着。”
在阁楼的角落里我发现一个袋子。解开一看，里面是个旧枕头套，但象耶芙多尼娅的其它东西一样地干净。伸进手去一摸——好象是粮食，或许是小麦。“这儿有个袋子，里面的枕头套大概装的是小麦。”
耶芙多尼娅猛地从椅上站起来说：“什么？装小麦的枕头套？不可能。它还在那儿？天哪。知道这麦子是怎么回事吗？
爱玛。”我马上爬到阁楼门口探出头来，耶芙多尼娅总有迷人的故事告诉我：“战争后期，长期的封锁结束了，但粮食还是奇缺。我设法弄到了一袋小麦，用咖啡磨磨碎，做成了麦片和松饼。这口袋小麦可救了我和考斯特亚的命，后来情况好转，这袋麦子我们没吃完。有人建议我拿到市场上换点别的东西。但我没那样做。‘上天保佑，但愿我们再也用不着它，’我说，‘但我要留着它，以防万一。’所以它放到了现在，从１９４４年至今。”
我坐在那儿听她讲故事，手不停地抓着小麦。“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它？这回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照旧，上帝保佑，最好我们永远用不着它，但还是要留着它。”
“好吧。”
我把袋子放回原处。正要捆上袋口时又发现枕头套下还有一个小麻布袋。打开一看——乐得我差点从阁楼上掉下来。
我没说什么。耶芙多尼娅不故心地问：“爱玛，你翻到什么了？”
“亲爱的耶芙多尼娅。您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上帝保佑我再也不需要它，但我要保留它以防万一，’这回又该用到这句话了，干葱。”说完我把这袋干葱恰好扔到她脚下。
这回耶芙多尼娅也乐了，激动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好象眼前是鲜葱，而不是干葱。
那是在１９７４年，我们的市长罗蒙诺夫刚刚宣布他近期的“列宁格勒试验”。他宣称，列宁格勒的蔬菜完全可以自给，并颁布了严厉的规定，禁止从外地或别的共和国进菜，带到自由市场也不行。试验一年，结果他晋升到政治局，而本市却闹菜荒，没有土豆，没有卷心菜，没有胡萝卜，最糟的是没有葱。自由市场上一出现便立即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高得吓人——八至十卢布一公斤。自然，我和耶芙多尼娅长时间没闻过葱味儿了。没想到突然间发现这么多葱。
我把这些干葱分成好几份，然后坐下来开始给好友们打电话，“嘿。”我说，“你多长时间没葱了？一个月？两个月？
你对１９４４年产的葱感兴趣吗？来拿吧。”
这些人陆续来了，听说了事情的原委他们也大笑了一番。
我们的厨房飘起了久违的葱香，引得邻人们羡慕不已。
可以想象到，爱玛的故事引得大家发泄了一通怨气。然后大家转向爱丽什卡：“哎，该你了，爱丽什卡。你要结束我们的《女人十日谈》，可别让我们失望。”
故事之十
女秘书爱丽什卡讲的是一位外号叫幸运的玛丽娅的妇女，另外还谈到了普通俄国妇女的幸福。
因为我要结束我们的《女人十日谈》，我愿给你们讲个有着特殊幸福的女人，她住在我们院子，大家喜欢叫她幸运的拜丽娅。她已经退休了，整日酗酒。一喝完酒她就踉踉跄跄来到院子里，坐在凳子上给人们讲她如何幸运。我听过几次，所以才能讲给你们听。
玛丽娅的幸运开始于父母被捕的那一天。那时她还是五岁的玛莎，正跟父亲玩捉迷藏。她藏起来了，父亲在找她。玛莎自以为藏的是绝妙的地方——她趴在浴缸下面。她趴在那儿等爸爸发现她，或叫她，然后宣布他输了。她在那儿趴了好长时间，最后睡着了。在这时，家里遭到搜查，父母被讯问并被带走了。爸爸妈妈知道玛莎的奶奶要来，所以没提房间里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担心玛莎会被带到孤儿院去，因为父母被捕后孩子一般都被带到那儿去。果然玛莎很幸运，当天晚上奶奶就来了。她来时恰好玛莎醒了过来。她从浴缸下爬出来，开始哭着找爸爸妈妈。奶奶经过的事多，一看房间里这么乱，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她抱起玛莎，拿了些必需的东西，把玛莎父母的照片从墙上取下来，然后逃出列宁格勒，去了乡下。这是玛丽娅第一次走运，那年月许多孩子不仅失去了父母，还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他们被给予新的名字以加快“再教育的进程”。
战前不久，玛莎已经十几岁了，她奶奶领着她离开列宁格勒地区，投奔了西伯利亚的远房亲戚。这是玛丽娅第二次走运，因为那时人们正从外地涌向列宁格勒，而后来都饿死了。但她同奶奶去了西伯利亚这才幸免于难。
玛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加入少先队、共青团，与其他孩子们一起学习朗诵歌颂祖国的豪言壮语：“为了我们幸福的童年，谢谢您，亲爱的国家。”至于父母，她当他们已经死了。直到奶奶临死前，才把爸爸妈妈的事情告诉她。那已是斯大林以后的时代。玛丽娅急忙跑去打听，而他们告诉她：她的父母已经迁居，现在某某地方。她立即动身去找他们，发现他们还活着，只是活得很惨。从劳改营出来后他们也找过她。他俩先后死在她的怀里。但玛丽娅自感很幸福，因为她毕竟见到了父母，而且他们死在家里温暖的床上，而不是劳改营的铺上。
玛丽娅嫁给了一个挺漂亮的小伙子，但却是一桩不幸的婚姻。他是酒鬼，经常往死里打她。当她谈起离婚时他便以杀死她相威胁。玛丽娅吓坏了，因此只好跟他将就着过。但幸运的是：丈夫勾搭上一个漂亮的邻居并因而抛弃了她。
玛丽娅在火车上当乘务员。工资很少，所以她跟其他乘务员一样在长途列车上想法赚点钱：从南方带来水果，从列宁格勒带走衣物、汽车零件、半导体以及其它一些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不可能买到的东西。一次她所在的那次列车遭到检查，看她们是否投机倒把。玛丽娅带了一袋橘子。她决定把它藏在两节车厢之间的平台上。车开着她就打开了车门，然后走到外面的平台上，并把袋子挂在了那儿。恰在此时列车来了急刹闸，她飞了起来。但她很幸运。她手里摸着袋子没松手，而袋子挂住了门把手，这才没把她甩出去。她严重致残，但橘子口袋却救了她一命。有人从窗户中看到了发生的事情，并拉响了报警器。
“再有一分钟，”玛丽娅事后说，“我就会松手掉到车轮子底下去。因为我马上就要失去知觉。”
也就是说，她是幸运的玛丽娅。
她被送到了医院。她躺在那儿，想着如果他们发现她出事的原因——全是因为那袋她想倒卖的橘子——她就会丢掉养老金。但一位也是乘务员的朋友悄悄告诉她，趁乱之机，一位手疾眼快的乘客偷走了那袋橘子，这样玛丽娅就安全了。由于工伤致残，她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养老金。另外铁路上为照顾她这个残废人还在列宁格勒给了她一间房子，有八平方米。
真是幸运的玛丽娅。
玛丽娅有固定的养老金，虽说一条腿有点痛，但却拖累不着任何人，而且任何人也不依赖她。但后来邻居们突然告到民兵那儿，说她是个酒鬼，应该把她赶出去，把房子让给“诚实，不喝酒而且处境困难的劳动者。”玛丽娅被带去检查并被宣布为酒鬼。但念她是个残废工人，他们没赶她出去，而是开始给她治疗。
她在医院呆了三个月，然后宣布治愈，并被送回了家。回家发现有三个月的养老金在等着她，她立即买了件不错的冬大衣，而剩下的钱又喝了酒，三个月的治疗白费了。从此，每当要买什么东西或是没钱花的时候，她就镇定地走到戒毒办公室告诉他们说：“我想治疗酗酒症。送我去医院。”
于是他们照办了，而她的钱又攒下了。这就是我们的玛丽娅。她看上去很惨，但如果一个人说她自己生来就是幸运的人，你怎么能不相信她呢？
大伙儿讲故事时，我一边儿听，一边琢磨着：生活中有好事也有坏事，连我们自己都有时好有时坏，是善与恶的混合体，这一点咱们应当承认。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过幸福的时光。真的，咱们都有自己的幸福。阿尔宾娜确实有过不幸的遭遇，可你们看她呀——长得多好看。漂亮得象个洋娃娃。
对咱们来说，能出一次国都是莫大的幸福，可她呢，几乎游遍了全世界。她多有福气埃拉丽莎与爱玛她们俩呢，简直比男人还要强；正因为这一点，她们要想找个合适的男人就不那么容易了。可她们已经决定生个孩子自己过了；况且她们都有着自己喜爱而又令人羡慕、尊敬的职业，谁能说她们不幸福呢？
吉娜就更不用提了，她所面临的是最大的幸福。她同伊格尔将会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将来的生活是否如意，这都很难预料。但在今天，最晚不过明天，有一份崭新的生活在等待着她。我们真羡慕你，吉娜莎，你是双喜临门：生了儿子，又要和心爱的男人结婚。
关于瓦伦蒂娜我要说两句，我一直很害怕你这样的女人，瓦柳莎。每次去机关办事，我总要先瞧瞧办公室里坐的是男干部还是女干部。官僚让人生畏，而女官僚又比男官僚还要可恶百倍。可你呢，却保持了自己善良的心。不管你同意与否，我认为这一点就是你最大的幸运：你身居政府部门，不仅没有失去人味儿，更可贵的是，你也没有失去女人味儿。
娜塔莎有个好丈夫，还有一套房子，她自己又是个热心肠的人。奥尔佳实实在在，踏实肯干，就象涅克拉索夫所描述的那种人：“她能拦奔马，她敢闯火海。”当然，并不是说女人非得干这样的事情才算伟大，而是说奥尔佳和男人一样每天三班儿倒，和男人一样完成生产任务。一旦爆发战争或其它灾难，能够拯救我们的还是这些普通的劳动妇女。
该怎么说你呢，佳丽娜？你的那种幸福并不是人人都欣赏得了，至少我不能。我理解不了你们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
这种观点的意义、目的是什么？只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你们在坚持自己的信念。那也一定就是幸福吧。
尼尔娅，你自己大概知道自己的幸福是什么吧。我忍不住要说出来：你的幸福并不在于你的音乐，你的学生，甚至你那位好丈夫，而在于你那非凡的心灵。它宁静、深邃、纯洁，宛如森林中的一江湖水。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一种幸福了。
好了，我已经把你们都说了一遍，现在该谈谈我自己了。
朋友们，我简直幸福得令人厌恶，幸福得不可饶耍我的生活中没有一天不曾被人爱过——妈妈的爱，姐姐的爱，瑟约扎的爱。我哪儿也不想去，我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也没有非凡的才能。我只想尽自己的力量多养几个孩子，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但有一点要提一下：无论我从前是多么的幸福，我还是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文明起来。我觉得我们女人的生活应该得以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这不仅仅指我们在座的诸位，而是全国的女同胞。我要说的就这些。若是有谁觉得我哪些话不中听，那就请多多包涵了。你们不会生我的气吧？
没一个人生爱丽什卡的气。相反，拉丽莎奔过去搂住了爱丽什卡，动情地说：“我们的小爱丽什卡，你真聪明。你说得很对。我们以往的生活并不是无幸福可言。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生活得更加文明。我认为这可以作为我们《女人十日谈》的结束语。你们觉得怎么样？”
大家都同意拉丽莎的提议。作者稍加思索，也同意了，并决定最后再画上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