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作家与稿费
在解放区,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大家穷得丁当响,没有稿费一说。后来,边区政府还是尊重作家劳动,发“边区票”,延安城的作家,可以拿上“票票”进馆子,请朋友高高兴兴吃上几碗羊杂碎,怪有滋味的。无所谓纳税不纳税。解放了,进城了,以货币的形式付稿费了,虽然那时的税收政策已见雏形,但是对作家并不实行征税。1951年出了一件大事,丁玲的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周立波的长篇《暴风骤雨》获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奖金归个人所有,而且不征税费,但是丁、周二人高姿态,丁玲把巨额奖金全部捐给了中国作家协会,周立波把他的部分奖金也捐给作协。作协把两项捐款合在一起修建了作协幼儿园,买了幼儿园的设备,如桌椅、板凳、床和院子里的滑梯等大小玩具。我的儿子阎力、女儿阎荷都在作协幼儿园里长大,是直接的受益者。直到现在,作协的老同志们还说:“丁玲和周立波捐献奖金办的幼儿园,给作协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这个幼儿园,最多的时候,要收100多个孩子。”“别看‘丁陈反党集团’搞得丁玲不像个人样,可是丁玲这个人把金钱看得很轻,这点不容易!”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处处效法苏联,稿费也学苏联,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标准定得很高,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曲波的《林海雪原》都赶上好时候了。那时,书的品种少,每本书的印量却较大,往往一本书就可以拿到五六万元的稿酬。后来,有人提出作协拿稿酬的驻会作家不应再从作协领取工资了,丁玲就是第一个带头响应的人。当时北京一个小四合院,房价不过几千元,至多上万元,所以,许多作家都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周立波在北京香山买了一座大院落。赵树理用《三里湾》的稿费买下煤炭胡同的房子。田间用他诗集的稿费买了紧挨着后海的房子,是个小四合院,五间北房,屋里都有门互相连通。
1957年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到了下半年,出版社停止给右派分子发稿费。艾青就碰到这件倒霉事。虽然人民文学出版社停发右派分子的稿费,作家协会也停发艾青的工资,一分钱都不给,好在艾青事先已经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费拿到手。但是,以后的生活怎么维持?高瑛问艾青:“你的书不准出版了,文章不准发表了,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钱花完了怎么办?”艾青说:“不必想那么远,活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反右末期,张天翼等作家带头提出不要稿费,作家们热烈响应,记得作家协会所在地东总布胡同22号的会议室贴满了拥护的大字报。
反右之后,又开始发稿费了,我所在的《文艺报》编辑部,稿酬一般是千字10元~20元,茅盾等知名作家最高开过40元/千字。三年困难时期,稿酬降低,困难过后,以阶级斗争为纲,但稿费标准尚差可人意,我1964年底出版一本小册子《悲壮的<红岩>》,得稿费四五百元,还清了一切债务,还有节余。
1967年底粉碎四人帮之后,即恢复稿费制度,虽然低稿酬,但聊胜于无,不缴税,作家欢天喜地。进入80年代不久,稿费收税了,“以800元为限”,作家们耳熟能详。渐渐地,人言啧啧,啧有烦言。1984年,我写过一篇小文《稿费太低税太高》,大意如下:
我国实行“低稿酬”,现在是“低低稿酬”。为什么变成“低低稿酬”?稿酬标准跌了,物价涨了。再加上所得税费较高,一本书惨淡经营有幸出版,实际所得不过寥寥,作家叫苦。
低稿酬又加上低工资,作家很难富起来。
《创业史》30多万字,出版以后,按当时低稿酬的标准付酬,柳青变成万元户,他用这笔款子捐了一座公社医院。现在出版《创业史》那样厚的一本书,稿酬3000多元,缴纳所得税600多元,不算请客吃饭答谢亲友,得“大洋”不过2000多。而这样一部书能够写成,“得句如得仙,悟笔如悟禅”,煞费苦心,多少个日日夜夜呀!
柳青当时在前门汽车站5分钱买的冰糖葫芦,现在至少一毛钱。
文章发表之后,反应热烈,好几位作家捎话、打电话表示声援。他们当时共同的心情是:对写稿没稿费、到写稿有稿费的变化额手称庆,对国家财政一时有困难、稿费定得偏低也充分理解,对于纳税,义不容辞,只不过觉得税率相对偏高。
紧接着,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有作家将这一问题向耀邦同志做了反映,胡耀邦同情作家,向相关部门提出交涉,建议减税,未获支持。税收面前,人人平等,党的总书记也只有建议权。作家再没有什么说的,4个字:依法纳税。过不久,规定劳务报酬所得税的税率不变,稿酬所得税的税率却有了新的算法,即适用20%的比例税率,但按应纳税额减征30%。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的时候,评委们将近千万字的长篇,快要把眼球瞅斜了,可是,每位税后荣获劳务报酬960元,我看评委们的脸色有点阴沉。超过800元,就得纳税,没说的!
作家们不但依法纳税,而且慷慨解囊,特别热心公益事业,令人十分感动。茅盾先生弥留之际,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用他的稿费积蓄举办茅盾长篇奖,坚持至今,誉满海内外。
去年年底,《杨守松文集》出版,我惊异地发现文集的第11集中,开了一个从1981年———2001年的《稿费及奖金清单》,竟占“地”20多页。从这份清单可以看出作家稿费何其低,而精力投入以及风险投入何其大也!一篇不长的报告文学《救救海南》弄得作家又何其苦啊,竟然给自己的名字打上黑色的死亡框!《救救海南》的稿费是我1989年办《中国热点文学》时亲手开给的:1960元,高过稍前在《解放军文艺》发表的《海南大气候》520元近4倍,但20多页稿费的总合不过283563.16元,不但包括40810元的奖金和两件奖品的估价在内,还包括3万多元的“私房钱”在内。这是一个业余作家从1981年———2001年20年的写作所得啊,难道不是一块新时期作家稿费状况的活化石!我当年在南京时同朋友们议论过杨守松,他要是当年下海的话,如此一个聪明能干之人,20年干下来,情况可能比现在强得多得多。当然,仕途、文途、商途,各有各的难处,到头来笃定不会赔个精光?也难说。
巴金从来不领工资,年轻时办出版社时也不领工资,却将稿费等等收入捐赠兴建中国现代文学馆,艰难困苦,玉成其事。老作家96岁时,亲睹该馆于建国50周年建成开馆。如此义举,能不震惊!
1998年,钱钟书、杨绛、钱瑗一家3口郑重决定,将全部税后的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鼓励好学上进,回报社会。现已积累200多万元。而杨绛,自1952年工资定级到1987年退休,级别从未动过,却把她一字一句琢磨出的劳动报酬倾囊“捐给穷孩子们上学”,工人师傅闻讯后激动不已。
王蒙用《当代》付给他的10万元奖金设立“《当代》青年文学奖”。
近日,女作家叶广芩向记者透露,她将在著名的道教圣地———自己挂职的陕西省周至县楼观台景区自费兴建文学院。又悉,她已将近年创作所得计50万元全部投入文学院的建设。想想看,叶广芩既然现在将稿费所得无私奉献,难道她当年稿费纳税还有犹豫吗?
摘自《报告文学》杂志2004年第一期